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与趋势李强摘要：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偏高。

政府收入分配政策――“一部分人先富”，在改革前期起了正功能作用，但近年来负功能明显。

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密切相关，形成“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导致社会结构紧张。

中央政府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注重社会公平”，使得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可能得到遏制。

而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一、进入法治、常轨运行――中国社会发展的可预测性我们试图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我们看看，怎样预测社会发展，什么样的社会是可以预测的。

所谓预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展轨迹平移或“移算”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过研究一个事物的过去和现在来判断它的未来。

虽然高速发展时期与传统发展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只要是在正常法治管理下的社会，只要是按照规则运转的社会，总还是有轨迹、有规律可以寻找的。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按照规则运转，如果是社会动乱，那确实没有轨迹和规律可以寻找，也难以判断它的未来。

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不按照常规运作的时期，比如不到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前，我们无法预测到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就连毛泽东主席事前也没有想到会拖到十年这样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将来会是什么样。

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更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

所以，笔者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运转进入到按照法治规则、按照常规运作的时期，社会发展才可以预测；而中国社会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时期。

笔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逐步进入了按照法治规则、按照常规运作的时期，而这样的社会运行是有规则可循的。

为什么把有规则可循称作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社会发展有连贯性了，这种发展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把原来的一切都否定了、推倒了，完全从零开始、重新来。

彻底否定过去，一切推倒了重来，就永远无法进步，得到的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一点也是我们改革以来、甚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改革不能总是“翻饼”，改革应该是在前人成绩基础上的调整。

如果总是否定前人的话，社会就永远没有进步。

所以，改革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继承，将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国家和社会好比是一部机器，改革就是要做精细化的调整，使得机器运转得更好。

我们国家现在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台机器的运行是可以预测的：通过微调，机器能运转得更好。

二、中国贫富差距的未来趋势本文并不是总体地预测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而是专门分析一下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它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贫富问题，可以说在中国是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扯上的。

不管是城市问题还是农村问题，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终都会在财产分化、贫富差距上有所体现。

因此，贫富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下文概括提出贫富问题现状与趋势的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达到了什么程度？一讲到贫富问题，大家首先关心的是今天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

目前，无论是学者的报告，统计部门的数据，还是老百姓的感性认识，大家比较一致的共识是：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偏高的，重要的是在改革26年中，中国的贫富差距处在明显的扩大趋势之中。

关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材料――世界银行1979年在中国的调查数据证明，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我们可以将这个数据看作是作为改革起点时期的贫富差距的情况。

后来的实际与研究都证明，基尼系数是一路攀升的。

学者们引用得比较多的数据，比如1988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82――这个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等调研的结果。

1994年，笔者做的一个数据证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34的水平。

1996-1997年，笔者组织的一项全国调研证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攀升到0.4577。

2004-2005年，笔者通过比较几个单位的调查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

当然，要再次强调，上述列举的数据都只是学者的调研数据，而不是政府的数据。

学者的这些数据，都是在全国抽样调查基础上得出的，虽然在抽样方法设计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调研方法上、调研设计上还是比较周全的。

所以，这些数据还是可信的。

当然，学者的研究能力和财力毕竟有限，不像国家统计局那样在全国有常设机构。

中国政府的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做的比较权威。

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基尼系数大约高于0.4。

2006年2月5日国家发改委报告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

比较而言，政府的数据比学者的数据。

综合来看，尽管上面列举的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承认：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偏高的。

由于各种数据都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4，而研究者都知道，当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时候，属于中等不平等程度；如果大于0.4，则属于“高不平等程度”。

第二，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社会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笔者以为，贫富差距是个十分复杂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大小问题。

如果说贫富差距越小越好的话，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富差距很小：如果仅计算当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16，这在当时的世界几乎是最低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也证明，绝大多数中国城乡居民认为改革是对的，他们并不愿意回到改革以前的状态。

所以，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用数字或基尼系数上升就能够说清楚的，数字背后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总的来看，贫富差距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它的出现是与市场的引入同步的，并且与经济的急速发展同步的。

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其用意在于通过刺激人们致富的心理，来带动全民族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

改革初期中国的情况是：生产效率与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原因是当时奉行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政策，是一种“奖懒罚勤”的政策，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政策。

改革开放26年来，致富、挣钱成为一种巨大的利益驱动，由此，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时期。

所以，我们在研究贫富差距问题时，不能抹杀致富、挣钱这种利益驱动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上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然而，事物往往是辨证的。

一个国家经济动力不足是个严峻问题，但是，如果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也会成为严峻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财富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的重要目标，甚至是首要目标。

据报载，前一段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到了投票者的72.68%。

1 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人对于金钱追求的动力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表现为一种急于致富的大众心理。

这对经济有没有刺激呢？当然有刺激！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迅速膨胀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贫富的迅速分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功能。

什么是贫富分化的负功能呢――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的差距拉得过大，两者之间的利益失衡――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当前，此种利益失衡有多种表现：比如，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失衡，在国企改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与丧失利益的失业下岗群体的利益失衡，以及在城市拆迁改造、工程项目移民中的利益失衡，等等。

总之，贫富分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刺激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事情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利弊总是相比较而言的。

关键是我们要知道，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部分人先富”政策的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方面，哪个方面的功能起了更主要的作用？比较明显的是，在改革的前期，“一部分人先富”的积极的正功能显得更突出一些。

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它的负功能，批评得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背景下，近来，中国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的政策开始作出1“中国青年第一欲望：发财”，长春《新文化报》2005年7月20日第6版。

重大的调整。

对此，后文将有说明，此处不赘述。

第三，中国社会学界如何看待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这件事情的分析，有多种理论。

比较流行的是从市场转型的角度去解释，即认为：改革以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的组织管理进行调配――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调整――其结果是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

改革以后，由于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完成的，而市场是不讲情面的，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集中表现为资源获得的差距拉开。

当然，社会学家也指出：中国的市场体制还处于初建阶段、还很不完善；而且市场只是分配的一个环节，在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会有多种环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机制等――对于分配进行再调节，最终实现平衡发展。

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而在于市场体制还有待逐步完善。

对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具体说来，中国社会学界提出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是“十阶层理论”。

陆学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前所长）等将改革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

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2 “十阶层理论”提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3，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人数和比例就会发现变化并没有这样快，该十个阶层，无论人数还是比例主要还是集中在偏低的社会位置上，所以，全社会仍旧是金字塔型结构。

而且，如果仔细考察每一个阶层内部成员的话，就会发现其内部成员的贫富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也还是很大的。

所以，“十个阶层理论”能否阐释分化的现状，还在讨论之中。

第二种是“社会断裂”理论，是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提出的。

该理论强调断裂是结构型的，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转型，尤其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迅速淘汰或抛弃了，比如企业的失业下岗阶层等弱势群体。

该理论所讲的断裂是多方面的，包括：国企改制中的断裂、城乡结构的断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文化的断裂，等等。

该理论认为由于“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

4 所以，在这里，贫富也被解释为是一种断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