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

兰考之殇，社会之哀

——就兰考火灾案对儿童救助进行浅析

赵怡娜 1263214

这次兰考的“袁厉害”事件中总共除了重伤的孩子和逃出来的孩子以外，还有7个孩子难逃火海。7个孩子的丧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经过了解，袁厉害在27年前开始收养孤儿。从27年前拾到的第一个弃婴开始，从家人一开始的反对到最后同意并帮助着一起看孩子，这个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农村妇女27年来收养了不下100个孩子，她和她的孩子们被世人称为“弃婴王国”。她们生活环境困苦，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家庭开销和孩子们的生活所需，但“袁厉害”一直都视这些孤儿为己出，“弃婴王国”一直都充满着温暖和爱，直到火灾的发生，才彻底打破了“弃婴王国”的命运。随后，社会舆论与兰考县“非法收养”的论点，以及随后对相关责任人停职检查的处分使整件事件的严重性和涉及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和政府面对孤儿的相关体制问题层面。

纵观整件事件的经过，最终的根源问题应该聚焦在“儿童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这一点上。而在这一点主要落实在了三个问题上面。第一是孤儿、福利院与“收养”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困难问题。第二点是与“儿童福利”有关的制度和政府机构不完善、有漏洞、缺乏管理和监督、没有足够地重视“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第三点是社会上的私人爱心救助机构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统一的管理。

从记者对“袁厉害”的采访中了解到，袁厉害没有将所拾到的弃婴全权交给福利院和政府的原因除了农村妇女对相关制度和知识的缺乏以外，还因为在当时，兰考县的孤儿不在救助范围之内，也就是能对此有效实施救助工作的福利院

数量为零。虽然收养法在1992年就已颁布，但实质上政府部门对弃婴、孤儿的管理和救助工作却远远没有跟上，大量的孤儿和弃婴被硬生生的“关”在了福利院门外。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认定孤儿身份的孩子才能被福利院顺利地接手收养，而认定孤儿的身份有三种途径：拥有孤儿父母的死亡证明、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的证明、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失踪的证明。这三种证明无一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证实。时至今日，要证明孤儿的身份也并不是易事。并且，除了要证明孤儿身份以外，想要领养到孤儿补助也不是一件易事。据了解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然而“袁厉害”的孩子们虽都是实质上的孤儿，但想要拿到“孤儿”的身份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不要说将所有的孩子都交给政府所办的福利院来接管，这也导致了“弃婴王国”的产生。在“收养领养方面”也是困难重重，政策上虽没有收养的上限，但在收养的条件上确是“门槛甚高”。收养者需要是35岁以上，没有子女家庭的才可以到福利院办理收养手续，收养儿童。这样的条件大大减少了福利院内儿童的被收养率。虽然严格要求收养者是对孩子负责的一种表现，但是太苛刻却导致了院内儿童的一种滞留。这样的两种情况造成了福利院外大量的孤儿、弃婴无法顺利地进入福利院享受应有的待遇，而院内的儿童无法轻易地被收养。

在火灾事件发生以后，爱心妈妈“袁厉害”曾一度被冠上“非法收养”的名头。而随着时间和社会舆论的增加，兰考县政府又自食其言地收回了当初“非法收养”的认定，并启用了问责机制，对6名相关责任人作出了停职检查的处分。根据了解，6名责任人中5名来自民政系统，民政系统人员占如此之高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与儿童福利建设相关的部门存在很大的漏洞，执行不到位，缺乏监督与自监，没有完整工作人员的管理体系。据了解，当时省级拥有的独立儿童福利机构为9家，地级拥有的独立儿童福利机构为333家，而县级拥有的儿童福利机构为仅64家。且在我国2862个县（市、区）里还有2798个县（市、区）没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需要更多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如此之大的数据差轻而易举地显出了儿童福利机构的缺乏，像此次火灾所在的兰考县，就没有建立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兰考县的孤儿和弃婴若想被政府所收留，那就只能往上一级的福利院送，但是这条渠道并不通畅，常人百姓很难顺利将孩子送至福利院收留。根据政府推出的“蓝天计划”所了解到：2013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关于印发儿童福利设施建设规划二期的通知》，明确提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利用3—5年时间，重点在50万人口以上和孤儿数量较多的县（市）建设一批儿童福利设施，新增孤儿收养安置床位3.5万张，初步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管理规范的基层儿童福利设施网络的目标。而民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孤儿约54.9万人，各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收养约11万人，其中5万多名孤儿分散在老年养护院、敬老院、残疾人福利院等其他福利机构中。目前，我国共有专门的儿童福利床位9.8万张，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并且在儿童福利机构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不能达到1比1.5的匹配率，工作人员的稀缺严重。虽然现在福利院都有采用购买公益性岗位、

招聘临用人员、加强志愿者力量来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方法在数量上可以缓解人员稀缺的问题，却不能在质量上解决问题。福利院的工作除了需要爱心、耐心以外还需要照顾孩子的专业知识，需要整个儿童福利制度的工作人员的管理体系建设，而临时聘用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在专业知识上可能达不到需求，在各个岗位的工作衔接上也没有收到过专业的培训。这些缺憾都导致了大量的孤儿和弃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和福利，也致使了大量孤儿和弃婴的滞留。

除了这次的“袁厉害”以外，社会上还有很多爱心妈妈的存在，这些私人救助机构的存在是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而社会上也没有完善的管理和帮助机构条例来同意管理和帮助这些好心的私人救助机构。据爱心妈妈“袁厉害”的口述，在她27年的救助过程中，曾经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让她写申请，然后每个月给150元的补贴，还会在六一节等日子给予“袁厉害”和她的孩子们补贴和生活用品，也有政府帮助“袁厉害”顺利将5个孩子送至福利院养育，这些行为都是政府部门对于私人救助机构一种帮助的表现。而在“袁厉害”一家火灾发生之后，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政府部门加强了对于私人救助机构的查漏补缺，争取对每一家私人救助机构都能记录在案，且会对其在经济、设备上进行补贴和分配一定的专业机构人员进行帮助与辅导，争取让所有私人救助机构的孤儿、弃婴可以得到最好最大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这部分也是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完善好对于社会上所有私人救助机构的管理可以使更多孩童得以安全、幸福的长大，在生活质量上也能得以保障，更不会发生像“袁厉害”一家这样令人悲痛的事件。

总结整件事件，所有的症结都归功于这个社会上对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和缺漏。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缺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整个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