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家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简论儒家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前言：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由孔子完成的。儒家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期，孔子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儒家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各个方面引发其后几千年的讨论研究，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下面将从进步性与局限性两方面简略认识一下儒家管理思想。

进步性：

（一）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把人从宗教神学之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劳心者”，“尽伦尽制”的圣人是管理者，“劳力者”或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人是被管理者。根据人在宇宙和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儒家做出了人性本善的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文主义性质。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表面看来，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他们只是出发点不同，孟子从善的愿望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出发，欲望为人天生具有，可通过教化来达到善，所以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人都具有善心和善德的，强调道德在管理的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儒家对管理理论的第二条贡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家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所谓“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推崇的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在中外历史上使不少人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为人类的文明做出杰出成就。

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仁爱”思想，在管理中有它的重要功能：一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二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三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四是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注重正确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获得成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儒家推崇“见利思义”，主张“义以导利”、“义以生利”，反对“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不道德的经营管理行为。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传统的义利观成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思想指导。

（三）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儒家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拔、任用和考核等，建立了一套完整人才管理体系。儒家的用人之道重视德才兼备，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各个国家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首要战略来看，儒家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当今管理人才的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四）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儒学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四个贡献。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孔子的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企图通过德政，其中包括德治、均富和教育等方法来达到。孟子的管理目标是“富民”、“养民”，他企图通过“仁政”、“制民之产”、教育来实现。荀子的管理目标是“上下俱富”，进而实现王道政治。他企图通过“平政爱民”、“隆礼重法”、“尚贤使能”三个环节来达到。儒家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是他们的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它对于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局限性：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动摇，把儒家管理学说当做政治说教，忽视管理效益，单纯把维护统治作为唯一目的，未能深刻挖掘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