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法律史解释

《诗经》的法律史解释
2007年4月24日
一、音乐与文辞
据《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 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大序》依周礼主“诗有六义”之说，并对风雅颂作了 政治化解释，但未解释赋比兴。郑玄《周礼注》: “风言 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 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 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宋《诗》学与宋《诗》学的区别：
1、汉儒不重文本，每以道德教条穿凿，宋人重视文本；
2、宋儒不言天人感应，而重视个体的内在自觉，完成了 由政治向个人、由外向内的转向。
3、宋学的文学意识大大增强，重视对诗的审美体味。朱 子认为立赋、比、兴之义，是欲使人“知作诗之法度 也”。
汉儒喜穿凿的习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诗》、礼在先秦政 治中的作用。章学诚《文史通义》开卷宣称：“《六经》 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 王之政典也。”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 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 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 矣。”
命名并不仅仅是把符号赋予事物，对自然物来说，命名 是对其本质的揭示；对于人而言，命名是一种创造。 人是在伦理关系中成其为人的，伦理必由命名开始。 自然物的本质首先显现在“艺术”活动中，因此，歌 唱和绘画是对物的第一次命名，而诗则是对人的第一 次命名，通过这种命名，父成其父，夫成其为夫。
诗创造了名称，也创造了名称的所指。何为夫、何为妻， 并没有科学意义的标准，只有诗，才能既表现为人夫 为人父的美丽，又确立了伦理上的责任。
三、修身与修辞
在先秦，赋、比、兴和风、雅、颂一样，都是立身之本， 为政之道，但后世逐渐演化为文学上的修辞术。
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 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首先来看赋。宋人李仲蒙提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 物尽也”，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宣示：“赋为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之妙处， 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 ‘赋’，即随物赋形之义。”
《世说新语》记载：“谢公（安） 因子弟集聚，问《毛诗》 何句最佳，遏（谢玄） 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讦莫定命，远猷辰 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诗》开始文学化。
朱熹改变了汉儒“以经制势”的做法，开始用《诗》治心。 《论语集注》主张：“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 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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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至东周时期，诗配合周礼，在祭祀、宴乐、外交、教育、 讽谏君王等方面广泛应用，公卿、大夫、士子成言立说， 常引诗为断语，仅《左传》、《国语》中，引诗便多达二 百五十条。
春秋礼崩乐坏，但诗仍然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 汉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齐、鲁、韩三家顿时显赫
（这三家《诗》是今文经学）。西汉时受压抑的古文经学， 东汉时得到了重视，毛诗也立了学官。 孔子提倡“复礼”，说明礼曾是国之大纲，《诗》在汉代之 所以能够被经化，也因为它曾经支配着政治生活。
五、失道而后德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 之以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比是兴和赋的中介，兴全无理路可言，兴则在感性中包含 着理性的关联或区分。
赋与兴似无关联，但就“随物赋形”而言，赋本质上也是 兴，都涉及物、我的相互转换与融合，但兴被动多于主 动，赋则主动多于被动。
四、诗的命名力量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
兴的意义最难明。《说文解字》，兴，开头；刘勰《文 心雕龙》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梁·钟嵘《诗品》 认为“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清·陈启源《毛诗稽 古篇》认为：“诗人兴体，假像于物，寓意良深。凡 托兴在是，则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
周英雄在其《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一文中指出：“兴的应 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 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更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 的基本人生观。”闻一多《诗经通义·周南》：“三百篇 中以鸟起兴者，亦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 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里，最初只自视为鸟， 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以为喻，但为一种修辞术，自视 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谈， 而修辞意味愈浓。”
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 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 。
《诗集传》认为，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赋比兴则是《诗》 的艺术手法。朱熹对“六义”的解释堪谓真知灼见，直 至今天仍袭用他的说法。
二、经学与文学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从今天的观点看，《诗》和其他经典都是三代的政治历史， 以政治道德比附《诗》和董仲舒春秋决狱同理，有点象流 行于英美的判例法，从思维形式来看是一种类推。
先秦立典范，汉儒模仿，到了宋人，便开始了独立的思考， 无论是对经典义理的重视，还是对《诗》的文学化品味， 都体现了个体的主动性。
五四运动以来，《诗》的文学化走向宋人的反面，宋人讲究 文学是为了唤醒道德自觉，而今天则是西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