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

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摘要：从时代发展角度考察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可以看到四个明显进程，即现代文学的探索、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复苏后的选择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写作。

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

在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中，立足于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在这种影响中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将有利于获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历史进程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25个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灿烂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到云南民族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云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写照，它默默滋养着作家的文学创作。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少数几个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出现了作家文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多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存在。

但从这个起点开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路探索，开创了当代蔚为壮观的宏大阵容。

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

一、现代文学的探索历程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叩响了遥远的西南边陲，新思想、新文化为保守落后的边地带来了新鲜气息。

云南民族文学的先驱者们开辟出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1920年10月25日，云南的第一份新文化期刊——《滇潮》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创刊。

该刊开宗明义地表明要‘做云南新文化的导管’，‘相信未来之世界，一定是‘德谟克拉西’之世界无疑’。

不久，《翠湖之友》、《云波》等刊物相继推出，致使因封闭而沉寂已久的边陲云南，从此‘滇潮’起伏，‘云波’激荡。

”…《滇潮》、《云波》的主要成员及撰稿人中就有马子华、柯仲平等一些少数民族作者。

从这些极其难得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先行者满怀激情与壮志，他们呼应着当时文化变革的主流思潮，开始了新的写作。

云南现代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如马子华、李乔、李寒谷、李纳、张子斋等多来自于“文献名邦”。

彝族作家李乔出生于“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石屏县，这座具有深厚文化渊源的小城读书风气尤盛，李乔此时已不愿再读“枯燥无味的‘四书’、‘五经”’，经再三恳求，“父母亲终于同意让他由私塾转入‘洋学堂’念书”，后来，他考入石屏县立中学，求知若渴的他“第一次知道了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接触到‘科学’、‘民主’等一些新的概念和思想”。

【20饱读诗书的白族诗人马曜，1927年在大理“偶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遂“步行15天至昆明，考入高级农校，而每日旷课，到省教育会图书室阅读五四运动后新兴文学作品，尝在小报上发表白话诗。

”[3]……由此可见，正是时代主潮的感召启动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进程。

特定的时代必定在那代人身上打上特殊印记。

当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属于个体的思想意识每每会被时代特性所挤占。

在马子华、李乔等民族作家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衔接的创作背后，是少数民族角色的淡化与遗忘。

因而这一时期云南民族文学，其实质正如张直心指出的那样，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而非民族意义上的云南现代文学。

”【43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初入文坛之时，也许是为避免民族身份歧视，都不愿公开显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

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揭开新的序幕，而是主动服从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富于激情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创作欲望。

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息。

1928年，李乔流浪到昆明，考入东陆大学预科班，1929年辍学，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左翼文学的中心，他有机会接触到“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的作品，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并在《现代作家》、《申报·自由谈》、《中流》等报刊上发文数篇，这其中包括《未完成的斗争》、《锡是如何炼成的》等，多是以纪实题材来反映矿工的生活，另有一篇《我的走厂》和《锡是如何炼成的》一起被选人《中国现代散文选》。

1937年，他写了中篇小说《走厂》，寄给茅盾先生，茅盾阅后评价说“平顺有余，波俏不足，惟书中故事人物，生动可爱”，从中可看出李乔当时的写作鲜有少数民族特色，大都是“报告体”的平顺粗直。

【5o和李乔一样，马子华在30年代也来到了上海，深受左翼文学的影响，1935年，他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由上海春光书店出版，虽然其笔触涉及边地，但小说内容无疑也只是把无产阶级斗争的场所搬到了云南。

他们的作品凸显出时代的主题，也透露出模仿的痕迹，这是那个时代中独特性服从于普遍性的必然结果。

他们极力抹平作品身上的少数民族痕迹，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他们要求融入主流话语的急切心理。

但也有一些作品，可以觉察到边地民族作家在遭遇城市文化时的焦灼和抵触心理。

李乔曾这样描写他对上海的印象：四大巨型百货公司傲然矗立在大马路上，都市橱窗闪发出蛊惑人的光辉，留声机的音乐声喧嚣震耳，街上拥挤着走不完的人流。

一言以蔽之，冒险家的乐园。

【61白族诗人罗铁鹰在诗集《原野之歌》中对次殖民地腐烂社会的咒骂，对工厂的咒骂，对都市罪恶的咒骂，而对没落的农业社会表现出怀恋(穆木天语)也说明了这一点。

虽说这些情绪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边地少数民族对城市文明不适应性使然，在这里，我们嗅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气息，这也预示着后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必将经历的彷徨和选择。

无论如何，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翻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显示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力，他们的写作经验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后继者产生了深深影响。

二、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他们从此不但不讳言自己是少数民族，还为自己是新中国大家庭中独特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少数民族作家们也纷纷急切显明自己的民族身份，沉浸于翻身做主人的喜悦里。

与此相应，他们开始创作出许多歌颂新中国、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作品，极力塑造和展现新中国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

1950年，参加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李乔深入阿佤山，随后他发表了一篇反映阿瓦人生活的报告文学《拉猛回来了》，受到了文坛的重视，《人民文学》曾予转载，在作品发表时，李乔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加上了“彝族”两个字，这实际上是宣告了云南民族文学的勇敢面世。

也正是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宣告自己族属之时起，“民族文学”这一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化翻身的新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承认和使用。

【7]这个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以全新的姿态显示出它与传统文学的差异，反映出生活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大批民族作家开始涌现，无论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还是作品的内容思想上，较之解放前都有了质的变化。

李乔的《拉猛回来了》、《欢笑的金沙江》，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晓雪的《祖国》等一些作品万方数据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成为了新旧民族文学的分水岭，标志着民族新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着眼于讴歌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和民族大团结。

李乔的《拉猛回来了》，描写佤族头人拉猛去北京参观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现出从民族“仇”到民族“和”的历史性转变；他的代表作《欢笑的金沙江》，以史诗般的气势，表现了凉山彝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罪恶的奴隶制度，当家做主，建设新生活的艰苦历程，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动人图景。

较之李乔致力的宏大叙事风格，白族作家杨苏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则表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青年内心春风化雨般的变化，曾被茅盾称为“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小说情节和人物的设置都很简单，通过描写景颇族姑娘娜梦与母亲麻比在织筒裙上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景颇族新青年追求新生活、新理想的风尚，歌颂了在党领导下的边疆地区的崭新生活。

除了小说，这一时期的民歌和作家诗歌也都体现出颂歌模式。

这是一种典型的方式——“来自北京的恩人啊，是您用温暖的双手，在我们心上燃起一盏明灯，使我们看到灿烂的前程。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边地鲜花迎太阳，摘一朵最好的糯金花，献给敬爱的共产党，唱一支心底的歌，歌颂我们敬爱的共产党。

”(康朗甩《赞哈的歌》)纵观五六十年代这些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几乎都遵循着这一“颂歌”模式。

当然这种歌颂是发自内心的，社会主义消除“私有观念”的要求刚好迎合了少数民族头脑中原始的平均主义观念，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社会主义新文化时，他们自然地把原始的崇拜心理移植到革命领袖身上，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颂，更多地带有虔诚信仰的成分，他们“对公有制的拥护，对私有制的抛弃，对革命领袖的虔诚，并非它是出自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而是传统观念与某种社会思潮在特定条件下的契合，是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低层次的原始共产主义观在历史螺旋形上升中的巧遇。

”旧。

从更深入的层面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涌现，也是在新的国家意识的规约下，对现代性所进行的一种重构。

这种重构意味着它要营造一套新的叙事系统、话语系统和意义系统，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六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俨然是一种“显在穿着少数民族生活形式外衣，内在体现主流文化的文学，虽然这类文学以其新颖的边地生活题材，有效的国家形象展示而构成了文学史中云南50年代文学繁荣的基础，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却被淡化了。

”19。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民族文学作品也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色彩和地域特色赢得了当时主流文化的青睐，作家在作品中展露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甚至对民族心理有限度的开掘，尽管实际只是对民族文化的表浅呈现，也满足了当时人们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要求。

三、复苏后的选择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沉寂的当代文坛开始走向复苏，迎来新的生命。

回顾五六十年代的云南民族文学，翻身解放的少数民族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政治地位，各民族融合带来了有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参与了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行列中，体现出辉煌和灿烂。

“文革”的到来，少数民族几乎又被抛入那个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正如哈尼族作家艾扎在他的小说《点火的人》中所说：“直到70年代，这里的人们仍像前辈那样，按古老的习俗打发着属于他们的那段时光。

”所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较之中国主流文学“慢半拍”是毋庸置疑的了。

进入8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家作品除了在人口较多、文化相对发达、具有一定文学基础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当中继续发展外，其它人口较少、文学创作基本是空白的民族如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阿昌族、普米族等民族，也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家、作者，迈出了本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