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作者：来源：互联网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进入2O世纪7O年代以来，当人类尚未从传统贫困(old poverty)中摆脱出来，又陷入“新城市贫困”(new urban poverty)的困扰，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纷纷给予了关注。

一、国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都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及其就业者的低收入、无保障，无家可归者，社会闲散人员，单亲家庭成员贫困，种族、移民贫困等问题，并呈现出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等特点。西方把这些现象称之为“新城市贫困”。

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城市贫困现象，是“富裕中的贫困”，即相对贫困。尽管这些国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收入贫困，但仍未能消除部分人群的相对剥夺感和劣势。对此，以往的收入贫困范式已无法令人信服地予以解释，这促使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新城市贫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贫困范式由此逐渐转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和社会排斥等问题的讨论。

——能力贫困(capabilitypoverty) 能力贫困的概念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针对收入分析这种以往考量贫困惯常做法在当代的缺陷，森指出要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森的能力方法框架主要有四个概念：1)商品(commodity)。指那些维持生命必不可少以及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所不可缺少之物。2)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就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包括从免于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这样的基本要求到诸如参与社区生活和获得自尊的高级活动。3)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和可行能力集(capabilities set)。“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也就是实现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可行能力集”则是个人可以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4)自由(freedom)。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兼具建构性和工具性意义。就工具性自由而言，主要有五种类型，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它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的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

根据森的理论，判别贫困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而是一组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包括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

社会歧视等，其本质是缺乏各种实质性的自由。显然，森的能力概念为理解新城市贫困增添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它大大拓展了贫困概念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也将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解释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从而将反贫困的视野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层面拓展到人的全面发展层面。森的思想对于认识和解决处于市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城市贫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权利贫困(entitlementpoverty)2O世纪9O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试图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新贫困问题，将诸如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等因子引入贫困研究，将贫困概念的内涵拓宽到权利贫困。对权利贫困的度量采用的是一种注重穷人声音的参与式贫困估计的调查方法，即通过询问不同社群的人对贫困和已有的贫困消减战略的感受和评价、穷人的各种不同生存策略是如何运转等问题来重新确定、证实常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种全新的方法捕捉到传统贫困定义中没有抓住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收入的风险和变化，即通常称之为脆弱的感觉，二是穷人普遍感到缺少话语权，即政治权利。这样，就把许多非经济因素纳入到贫困概念中。他们认为，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是贫困的重要内涵，穷人们因孤立无援而缺乏保护自己不受风险打击的手段，而风险又使穷人只能从事低回报的活动并威胁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进一步使他们在经济、资源和权利上边缘化。在这种状况下，他们不仅在物质上受到剥夺，还受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剥夺。因而，贫困就是指“没有权力、没有发言权、脆弱性和恐惧感”。应该说，这一标准折射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活质量和人权的追求，基本代表了当今文明发展程度下对贫困内涵的理解水平。

——底层阶级(underclass)差不多就在森以“经济学的良心”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投以深切关怀的同时，西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则基本被美国社会科学家莫雷(Charles Murray)挑起的“底层阶级”之争所淹没。底层阶级的概念是瑞典学者默达尔(Myrda1)在1962年首次从结构意义上提出的，他主要关注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化，用于描述那些作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人们。2O世纪7O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用底层阶级来指代新城市贫困现象，默达尔的底层阶级概念在内涵上开始演变，发生了所谓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社会行为学派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地位鲜明的底层阶级?二是失业或贫困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底层阶级?以美国为主导，受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论影响，底层阶级的概念朝文化或行为方向发展。在社会行为学派那里，底层阶级演变成形容穷人的另一个标签，一种与主流社会有明显不同的偏差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添加了种族色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而“贫困文化”的持续永久存在，导致贫困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方法论倾向被认为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分配观念有关。最典型的是莫雷(Charles Murray)，他在1984年出版的《失落的地平线》一书就认为，在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一个主要由独身者、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失业黑人青年构成的“底层阶级”，而导致“底层阶级”贫困的原因是相信宿命论、只重眼前不重将来的“贫困文化”，是现代国家的高福利。

与美国的主导方向不同，社会结构学派则更多地承接了默达尔的原义，试图在阶级分化的总体框架内建立对底层阶级的议题。这一派以马歇尔的公民权概念为参照，重视阶级的分类和边界的确定，不注重穷人的种族和文化属性，在英国占主流。他们既不承认存在一个“独立”的底层阶级，更不苟同行为学派关于底层阶级成因和过程的看法。鉴于底层阶级的概念存在诸多分歧，明焦内(Mingione)倾向于用“新城市贫困”一词取而代之。

——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美英盛行的底层阶级的概念，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那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新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呢?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最新的贫困概念已经抓住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某种程度的政治因素，这些都为社会排斥概念提供了起点。社会排斥概念是法国学者拉诺(Lennoir)于1974首先提出的，最初是指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这些人(受排斥者)包括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越轨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社会不适应者。。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来，社会排斥又作为描述和分析连接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诸纽带的削弱或断裂的一种新方法，进一步用于指代长期失业和重复失业上升，以及不稳定社会关系的提高，表现为家庭破碎、单身家庭、社会隔离、阶级团结削弱等。从上世纪9O年代起，社会排斥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涉及的内容从强调贫困人口的物质剥夺到他们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而近来的研究又发现社会排斥具有空间特性，即社会排斥现象往往集中在某些地区的人，如贫民窟、移民聚居区或少数族裔的地区。总之，与传统的贫困概念集中于缺乏经济资源或收入面向不同，社会排斥概念更加强调贫困问题与群体、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和空间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关联，并且注重从动态和基本性质的判断等角度来探寻贫困的本源和实质。

区别于老年人、大的家庭、残疾人和精神病人贫困等为特征的传统贫困，西方国家新贫困现象的产生大多与高比率、长期失业相关，而且在大都市市区出现和集中，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整体贫困或一个阶层的整体贫困。按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一个后工业社会产生的失业群体——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的贫困阶层正在成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学者们各执一词，尚未达成共识。总体上看，无论是经济学家的解释还是社会学家的分析，都表明新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综合国外的主要研究，学者们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个人主义的贫困观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具体分析贫困产生的根源，是传统贫困研究的主流思路。然而，2O世纪7O年代后，这种关于贫困的个人主义观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仍然大有市场。该观点认为，既然人人都有通过努力工作得到发展的平等机会，如果一个人贫穷，那么他应对自己的不幸负责，将贫困归咎于贫困者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