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

佛教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了中国，公元6世纪中期才经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吸取中国佛教的精华，加上融会贯通日本本土特色，形成了独具日本色彩的佛教文化。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一种创新性的传播。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这当中，佛教充当着重要的纽带的作用。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华文明。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后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自此，佛教作为一种复合的文化载体，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与日本古代的思想文化形态乃至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创新。

1日本佛教的传入与早期发展

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钦明天皇13年，即公元552年百济圣王派使者赴日，进献佛像、佛经等，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日本。佛教进入日本，便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围绕在天皇周围的统治者分为两派，以苏我氏为首的革新派支持佛教的传播，而以物部氏为代表的保守派竭力阻止佛教传播。物部氏利用日本发生疾疫，称佛教的传播招致了“国神”发怒，奏请下诏禁止佛教的传播。双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最终以苏我氏的胜利而告终，因而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日本广泛传播佛教的推动者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佛教已在上层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圣德太子本人也对佛、道、儒三教有很深的造诣，加上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皇室力量薄弱。圣德太子意识到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才能解决这一危机。于是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强调“以和为贵”、“以礼为本”，提倡效忠天皇，要求臣民“笃敬三宝”。强调佛教作为治国育民之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以德、仁、禮、信、义、智的儒家理论为名，所配六种不同的颜色，来显示其在朝廷中职位的高低。这种制度显著的削弱了世袭门阀制度。此外圣德太子不仅专注研究佛学，而且亲自为君臣传授，并以此为奠基撰写出了《三经义疏》。由于圣德太子的带动，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

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时期，中国处于隋朝时期。圣德太子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并建立了两国邦交，以便于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和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入隋学习。据日本木官炎彦著、胡锡年翻译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学问僧有8人，约占全部人数的62%。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推古时期派遣的

留学人员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兼习中国的政教文化。这些留学人员回到日本后，在“大化改新”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公元645年，日本以中国的律令制度为蓝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创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体制。在革新中任用留学中国的学问僧，并给予他们以高官，如僧旻、高向玄理被认命为国博士。将佛教定为治国思想的根本。大化改新把日本社会带入了律令制封建社会，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朝廷想通过佛教来达到“镇护国家”的目的，对佛教的发展给予特别对待。至此日本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8世纪以前的日本由于迷信经常迁都，直到701年迁到奈良后，此后7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这一时期称为“奈良时代”，其中圣武天皇治世年间，奈良佛教迎来了顶盛时期。日本与唐朝频繁交流，大量的汉译佛经和章疏等传入日本。到了8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以研究某一部或几部佛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他们也像隋代的学僧团体一样称为“众”。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和日本学者的重新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奈良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又称为“南都六宗”。这些宗派可以说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的，成实、俱舍二宗依附于三论宗和法相宗，在教义戒法和教相解释等方面没有什么发展。奈良时期佛教制度逐渐完善，对僧官设置、僧位授予等均有详细的规定。佛教和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朝廷对僧侣的待遇丰厚，僧侣开始染指政治。因而僧侣腐败堕落的事件时有发生。

2“日本式”佛教的产生

794年随着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今京都），日本进入了平安时代。这一时期佛教势力雄厚，时常左右政治。为了摆脱旧有佛教势力对朝廷的影响，维护国家的安定，光仁、恒武二皇对佛教进行严格的整顿。在这种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了天皇的青睐。成为了平安时代最为盛行的佛教宗派。最澄开创的天台宗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后来的净土宗、日莲宗等都由此发展而来。最澄所创的天台宗已不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移植，而是完成了“园、密、禅、戒”的“四宗相承”。最澄之后，天台宗盛传密教，特别重视以“镇护国家”为目的的祈祷和修法等。这就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天台宗。空海创立了真言宗，也称为密教，重视祈祷祭祀和秘密修法。随着真言宗的发展，逐渐得到皇室和贵族的青睐，它的祛病、灭灾以及“镇护国家”的祈祷和修法的仪式，为历代皇室、贵族所重视。

由于受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天台、真言二宗的许多特征与神道教仪式有相通之处，“神佛调和”的趋势已相当显著。这一时期佛教产生了“本地垂迹”的思想，神佛之间会通和融合，神道教的色彩更加浓郁，促进了“日本式”佛教的形成，进一步加快了日本佛教本土化的进程。

3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

平安末期乃至整个镰仓时代，日本经历战乱，天灾人祸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

混乱的状态。人们从内心深处渴望得到救赎。佛教从传入至镰仓时期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长期与日本社会、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的融合，已经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加上旧佛教仅面向皇室和贵族，难以成为武士阶层和平民们的精神慰藉。因而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应用而生。这些宗派的创始人都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未曾去过中国求法。他们把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汉译佛典和著作等，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加以诠释。以此来适应社会形势和民众宗教需求。开始受到旧有佛教势力的打压，后来逐渐成为势力强劲的宗派。除了镰仓新佛教外，还有中国禅宗的传播。佛教禅宗早在唐初期就已传入日本，到了镰仓时代，荣西从南宋传入禅宗的分派临济宗，道元传入禅宗的曹洞宗。此后有不少宋元僧侣来到日本，他们除了传播禅宗外，还把宋元文化源源不断的带来。由于禅宗提倡“道在日用”的主张，因此特别受以幕府为首的武士阶层的欢迎。临济宗在早期传播时受到旧有佛教的宗派的排挤，传播时兼传天台、真言的教义。他们提倡禅法，培养禅僧。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兼修禅”，随着兼修禅的流传，宋元禅僧赴日专传临济宗，他们的禅法被称为“纯粹禅”。他们向日本人传授宋元禅宗丛林制度，并培养弟子。这些都有助于中国临济宗适应日本社会，推动了日本佛教民族化的演变。道元的曹洞宗提倡“只管打坐”的简易修行方式，带有浓厚的古朴色彩。道元为曹洞宗奠定了理论基础，莹山绍瑾为日本曹洞宗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绍瑾为了便于向民众传教，吸收了日本神道以及中国道教的神鬼信仰等，使曹洞宗适应了日本社会情势得到迅速发展。

镰仓时期佛教和神道教继续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佛教的民族化。本时期随着天台宗“山王神道”和真言宗“两部神道”思想的形成，平安时期兴起的“本地垂济”思想发展到了完成阶段。至此旧有奈良佛教宗派天台、真言二宗与这一时期形成的新佛教宗派，共同形成了日本佛教的基本格调。

综上所述，从日本佛教的历程来看，中国佛教经历了初入日本时的“排佛”与”崇佛”后期佛教以“镇护国家”为主的思想的演进。到了镰仓时期，镰仓新佛教依旧带有浓厚的护国主义的倾向。日本是一个将爱国精神与团结协作精神视为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一文化传统对作为外来文化的日本佛教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日本佛教具有了强烈的“国家宗教”色彩。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在日本本土原始佛道教的强烈影响下，走上了一条与神道教相融合的道路。从奈良时期的“神悦佛法”到平安时期的“本地垂迹说”，佛教与神道教在漫长的交汇融合过程中，日本佛教的“神佛调和”特性，促进了日本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演变，也是对中国佛教的的一种创新。经过漫长的与日本社会、日本传统文化的融合，日本佛教明显地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日本民族文化一向推崇人类的自然天性，佛教在满足人的欲望和情感意义之上形成了“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使得佛教注重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并且诞生了一批灿烂的佛教艺术文化。佛教在与神道教的融合使得佛教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实用主义的日本佛教积极介入世俗事务，无论是平安时期护国思想的发展，还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引起佛教在戒律上的变革。日本佛教最终实现了民族化，完成了其本土化进程，創新性的传播了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