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第17卷第3期衡水学院学报Vol. 17, No. 3 2015年6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15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5.03.023

“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李祥俊a,b

(北京师范大学 a.哲学学院；b.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隶书是古文字长期变化发展的产物，它进一步突破“象形”拘束而抽象化，拓展了书法的用笔变化和字结构的空间安排。隶书在汉代达到成熟，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现代遗存的汉隶主要有碑刻和简牍帛书两大类，碑刻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名碑是历代传承有绪的隶书艺术典范，而近现代出土的简牍帛书则呈现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隶书艺术世界。隶书在东汉末年逐渐走向衰微，清代隶书随学术风尚转变而复兴，总体成就直接两汉。

关键词：隶变；汉碑；简牍帛书；隶书；书法

中图分类号：H0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5)03-0094-06

汉代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确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确立时期。在两汉400年的历史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全面发展，汉王朝在对待文字和书法的态度上和秦王朝大不相同，它没有采取强制性统一文字的措施，只是在官吏选拔等政策导向上重视书法能力，总体上接续“秦书八体”，呈现出自然发展的态势。因此之故，汉代在书法发展上和秦王朝也大不相同，即秦篆在一开始就取得最高成就，然后迅速没落，而以隶书为代表的汉代书法艺术却在400年的时间里不断进化、完善，在东汉末年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一、“隶变”的内涵与演进历程

“隶书”的“隶”是“佐隶”的意思，而“隶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是指下层社会人士日常应用的通俗文字。今天人们提到汉代书法时往往就会想到隶书，其实“隶书”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是相当复杂、含混的，可以说，汉代人心目中的“隶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隶书”是有一定差别的，两汉时期所谓的隶书是指400年里不断变化发展的那样一种不同于先秦古文字和秦篆的书体，它包括早期的古隶，也包括发展到后期成熟形态的“八分书”，东汉末年的那些著名碑刻就是这种“八分书”的典范形态，学术界把隶书从形成到成熟所经历的数百年发展过程称为“隶变”。

“隶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和秦篆总结先秦古文字相对应，“隶变”则开启了直到今天的文字书写的新传统。今、古文字的差别是多方面的，而象形文字的进一步抽象化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差别。包括秦篆在内的古文字还是“象形”本位，它的“篆引”笔画正是为了描摹物象，虽然是“抽象”式的描摹，而“隶变”则化圆为方、化曲为直，进一步突破了“象形”的拘束，这是隶书开启的包括楷书、行书、草书在内的今文字的基本特征。隶书牺牲了一部分“象形”的丰富性，这是削弱了受制于外的被动的丰富性，而代之以笔法变化和字结构空间安排上的丰富性，这是强化了人为的主动的丰富性。

“隶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去由于书法发展史料的缺乏，人们对于汉隶的成熟时间和演进历程都存在着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传统认为秦始皇时人程邈损益大、小篆成为隶书，又有人认为东汉时人王次仲创“八分书”，各种说法不一，且搀杂种种神奇异说。近现代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从中可以看出“隶变”的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大致可分为古隶、汉隶两大类。其中古隶在战国中后期即已出现，如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青川木牍》等，这种古隶的形态一直延续到秦王朝和西汉初年，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甲、乙两种《老子》写本(图1)，墓葬年代在汉文帝时期，书写时间应更早，这两种写本时间上较接近，都属于广义的古隶，但又有一定的差别，乙本更接近成熟的汉隶。这种古隶进一步演进，“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宣帝时的简牍，是由规整的八分书书写的，标志着隶书在西汉中后期已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衡水学院特聘 教授。

第3期 李祥俊 “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95 成熟，这比前人据汉碑而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中期，要早将近200年”[1]。

甲 乙

图1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两种《老子》写本

在“隶变”的依据字体上，传统的观点往往是单线进化式的，即认为从秦篆发展出汉隶，再从隶书发展出楷书、行书、草书等。近现代简牍帛书的大发现，为文字、书法的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无比宽阔的天地，人们发现隶书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变”的依据书体是先秦古文字。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隶变”主要是以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为依据的，也有个别学者主张“隶变”的依据是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但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隶变”有一个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其所依据的字体也在变化，早期依据先秦古文字，但在秦王朝以秦篆“书同文字”之后，转而又以秦篆为依据，有学者对此总结说：“当人们纠正所谓‘小篆生隶书’的旧说时，仅仅将古隶的母体归属于‘大篆’，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种纠正的同时，却忽视了古隶从秦统一文字后至西汉中期向成熟隶书的发展中，其隶变对象已转向小篆。……秦统一文字后，古隶迅速走向定型、成熟，是小篆作为官体文字成为古隶唯一的隶变对象的结果。”[2]可以说，后人对隶变所依据的字体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于“隶变”的演进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古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有规范化、简捷化两种倾向，前者的结果是“正体”，后者的结果是“草体”，正体包括商周大篆、六国正体篆书和“书同文字”下的秦篆，草体则与正体相伴随，它不受“正体”规范化的约束，在先秦时期即有所谓古隶的出现，古隶在西汉初期继续演进，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出现成熟形态的隶书，而东汉末年那些著名碑刻隶书是其典范形态，这种典范形态的隶书因其左右开张的笔势、字形，又被称为“八分书”。汉代是隶书成熟与盛行的时代，其书写风格多样，而且其书写的载体也是多种多样，从竹简、木牍、帛、纸到碑刻、印章以至金属器皿、建筑砖瓦等都是隶书艺术的展示舞台，就目前存留下来的数量最大的汉隶资料看，主要有碑刻和简牍帛书两大类，两者共同将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作为隶书艺术典范的东汉名碑

将书写文字镌刻在石碑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久远，这是古人树碑立传的原因。碑刻书法虽然在先秦已有零星发现，但大量出现却是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很多汉代碑刻隶书在后世传承有绪，也是一般人学习隶书的基本范本。两汉存留至今的隶书碑刻、拓本有400多通，有学者作过统计，其中有纪年、文字较多的“西汉刻石有二十二种，东汉刻石有三百八十八种”[3]，而且主要集中在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在这个社会政治最混乱的年代里，隶书艺术却达到了它的辉煌顶点。

东汉时期之所以成为隶书碑刻的鼎盛时期原因很多，比如汉代“独尊儒术”，所以曲阜的孔庙里有很多著名的碑刻；当时社会重视家族伦常，虽然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政治层面已不再完全以宗法为依据，但社会层面还是以家庭、家族为基础，其对丧祭礼的重视自然会推动树碑立传；秦汉时期人们对于生死的理解是很质朴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地上的生活搬到地下去，所以厚葬之风盛行，希求将现世幸福带入冥冥之中，既要求此世的永垂不朽，又要求彼世的永享富贵，这更是推动了树碑立传之风的盛行。

汉代存留至今的数百通隶书碑刻、拓本，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