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_尝试集_的过渡形态_杨景龙

收稿日期：2010－10－06

作者简介：杨景龙(1962－)，男，河南鲁山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典词曲学、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项目批准号:2006BWX001。

第46卷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Vol．46

No．1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Jan．2013

试论胡适《尝试集》的过渡形态

杨景龙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455002)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虽有开辟鸿蒙之功，但也留下了明显的遗

传胎记，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过渡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集中大部分作品的政治和伦理性质，二是新旧兼收的编排体例。这种带有浓厚旧体诗特征的新诗构建，既是诗体演变的艺术规律，也给白话新诗留下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胡适;《尝试集》;旧体新诗;白话诗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1－0120－05

宣告旧体诗一统诗坛局面终结的胡适《尝试集》，虽有开辟鸿蒙之功，但它毕竟是标志新诗成立的第一部诗集，

刚从旧诗的母体中挣脱出来，处在新旧转折的交接点上，所以在它身上留下了明显的遗传胎记，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过渡形态。对此，

胡适自己认识得很清楚，表述得也很坦率。他在《〈尝试集〉自序》和《再版自序》中，坦称写于美洲收入《尝试集》第一编里的作品

，“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他又把自己的诗比作“放脚鞋样”，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1］（P2）在新诗草创时期，胡适们急于从旧体诗中彻底摆脱出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在我们回看当年新诗先驱者们的作品所带有的旧诗痕迹，并不全是负面和消极的，何况，呈现出这种过渡形态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尝试集》作品的政治、伦理性质

《尝试集》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这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泛社会政治化倾向是一致的。尽管胡适表现的民主、

科学和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文人诗歌的思想内涵，但其突出的社会政治关怀与传统诗歌并无不同

。《尝试集》（四版）一、二、三编中属于或指涉社会政治的诗有《黄克强先生哀辞

》《赠朱经农》《朋友篇》《文学篇》《老鸦》《你莫忘记

》《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

》《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希望》《晨星篇》等18篇，《去国集》里有《哀希腊歌》《自杀篇》《老树行》《将去绮色佳留别

》《沁园春·将之纽约》《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秋柳》《沁园春·誓诗》等8篇，初版《尝试集》中有

《人力车夫》《沁园春·新俄万岁》《送许肇南归国》《去国行》等4篇，再版《尝试集》中有《示威》《外交》等2篇，总计有32篇之多。这些社会政治性质的诗作，

根基于胡适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执着的民主自由、人道平等的社会理想。胡适留美时期所作的旧体诗词，多有爱国思想的表露。他的留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学以致用，

振兴祖国：“同学少年识时务，学以致用为本根。争言‘治病须对症，今之大患弱与贫。但祝天生几牛顿，

但乞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

更无谁某妇无裈。乃练熊罴百万军，谁其帅之拿破仑。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

）同学相聚，关心的是国事：“旧事三天说不完，且喜皇帝不姓袁。”（《赠朱经农》）别离之际，

以国事互相勉励：“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作倭斯鞿。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戮力

。”（《将去绮色佳留别》）或以“斯民温饱”自任：“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沁园春·将之纽约》）而学成归来，当然是“为国效奔走”（《朋友篇》）。这种爱国思想在胡适一代留学生身上具有普遍性。

《尝试集》中的社会政治诗，从表现上看，分两种情况：一是直赋其事，

二是比兴象征。直赋其事的如《死

者》《示威》《外交》《人力车夫》《黄克强先生哀辞》《沁园春·新俄万岁》等，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和《双十节的鬼歌》两首。胡适一向以温和宽容著称，这两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他峻急激烈的一面。《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前有小序，“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用炸弹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民国建立后合葬四烈士，墓前四面碑只有一面刻了杨禹昌烈士的事迹，其余三面空无一字。民国十年五月，胡适在天津，“梦中游四烈士冢，醒时作此歌”。诗中热情讴歌了四烈士的丰功伟绩和牺牲精神：“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意在鼓吹用“炸弹”去“干”的暴力革命行动。《双十节的鬼歌》则把矛头直指“现政府”：“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侯，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这首诗发表于1921年10月10日《晨报》，小序云：“今天（10月4日）因上海几家报馆要我做双十节的文章，我没有工夫，故做了一首诗。”诗借辛亥烈士鬼魂的口吻，愤怒地揭露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群狼”窃取的事实，指斥一个“不要脸”的“鸟政府”假革命共和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例行公事纪念烈士，为自己脸上贴金。诗中提议“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号召“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认为这才是纪念双十节最好的方法。这首诗公然煽动革命、造反，推翻有宪法依据的现政府，其思想之激烈为新诗中所罕见。上海的《晨报》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一天，毫无顾忌地登出了这首诗，“鸟政府”的“群狼”竟也没有查封报馆，拘捕主笔，或找胡适的麻烦，这说明民国的言论自由程度毕竟与帝制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的社会政治诗，在《尝试集》中有《老鸦》《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希望》《晨星篇》《秋柳》等。比兴象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屈原的《离骚》、阮籍的《咏怀》、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都是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的社会政治诗。胡适喜欢用象征手法处理社会政治题材，说明他对这一传统诗学手法的稔熟。他的这类诗多是针对具体的事实而发，但他不去作写实的直叙，而采用象征的表现，把相关“本事”放在诗前的小序或诗后的小记中作一交代，为读者提供理解的背景。他的《威权》，把统治者比做坐在山上的奴隶主，驱使、监督着铁索锁颈的奴隶们为他开山挖矿，“做了一万年的苦工”的奴隶们，铁索已经磨断，思想已经觉醒，他们“要造反了”，要“同心合力”把山挖空，让那高高在上的“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这首喻指人民起来造反、推翻独裁统治的诗，写于1919年6月11日夜，据诗后小记，这天夜里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日本东京发生了大罢工，诗人有感于国内国外的时事而作此诗。他的《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像是一首情诗，但诗后小记说此诗乃为陈独秀“被军警捉去”而作，意思是说“爱国爱公理”与“爱情”一样，都要忍受痛苦，付出代价，而胡适、陈独秀们情愿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这首《小诗》形式上“用《生查子》词调”［1］（P62），以爱情托寓政治的手法，又是古典象征诗“男女君臣”的一贯传统。《乐观》写有人憎恶一棵“大树”碍路，把它连根砍倒，劈作柴烧，砍树者很得意。不想那棵大树的种子，又萌出了许多新苗，长成了一片大树，“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这时候却不知“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据诗前小序，诗为“《每周评论》于（1919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禁”而作，“大树”象征《每周评论》，“斫树者”象征北洋政府，“种子”象征《每周评论》所传播的新思想，工人在树下乘凉，小鸟在树上歌唱，象征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造福大众，泽及万物。篇末的诘问句，仿佛刘禹锡《再游玄都观》中“种桃道士何处去”的意味。《一颗遭劫的星》是胡适自己认为“极自由、极自然”的“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是令他满意的少数作品之一，这也是一首象征诗，诗前小序云：“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1919）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首诗。”诗中的闷热天气，象征当时的政治气候；“一颗大星”象征传播新思潮的《国民公报》或该报主笔孙几伊，也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大星”被“黑云”和“大雨”遮住，象征报纸被查封和主笔被捕；雨过天晴，一颗大星引来满天的星光灿烂，闷热天气变成清凉世界，表达了诗人坚信新思潮必将冲破旧势力的压迫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乐观精神。写于1917年12月的《老鸦》，则显得沉重：“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诗人以“老鸦”自比，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抉择：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