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狭隘民族观念的枷锁——评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民族观念 !

挣脱狭隘民族观念的枷锁——评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民族观念！金庸，原名查良镛，香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近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

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所创作的武侠小说，可谓全球华语社会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查良镛阅历丰富，文思敏捷，创作概括小说、政论、散文、译述和剧本。

其中以开创武侠写作新页最为突出。

他的武侠文学作品，既有古典小说的精采传统，又能自出一格，独特的想像方式、完善的长篇小说叙事规范以及成熟优美的民族语言融为一体，豪情侠义跃然纸上。

从1955年发表《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直至1973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金庸共创作了十四部长篇武侠小说以及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的武侠文学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华语社会，也有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译本。

同时，小说也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和电脑游戏。

可以说，金庸的作品影响了几代华人。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狭隘民族观念枷锁的束缚，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之一。

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深受儒家尊夏贬夷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排斥其它民族、丑化其它民族的不良倾向。

与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学不同，金庸将其笔下的侠客们置身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民族冲突中，以侠客们的传奇体验带领读者揭开历史的真相，思索中国民族问题的本源，表现其消除民族隔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题旨。

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讲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

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

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

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

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

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

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

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摘自焦小云《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可以看到，在金镛的观念中，不但没有所谓“夷夏之防”，甚至汉族与其它民族的边界已经模糊，以至于融合且不可分了。

一、民族冲突与融合是金庸武侠作品的主干金庸曾将自已的十四部长篇武侠作品题目的第一字作一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纵观这十四部作品，其中除《连城诀》《笑傲江湖》《侠客行》《鸳鸯刀》四部作品发生的场合属于“纯粹的江湖”外。

其它《射雕英雄传》等十部主要作品无一不是以激烈的民族冲突为背景的。

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讲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无独有偶，金庸《射雕英雄传》等十部作品中发生故事的时间都集中这些所谓的“危险时期”。

其中，南北宋时期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元明清时期最为集中，包括《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白马啸西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时代，但它的故事却潜伏着汉朝与古高昌国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暗线。

在这些作品中，除了汉族外，蒙古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摆夷、鲜卑、契丹、女真、党项、吐蕃均登场亮相，这些民族与汉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对抗、或联合，最终大都通过长期的交流而归于一统。

在民族冲突的描写中，金庸的作品虽然仍以汉族为主，但较为客观的揭示了战争给不同民族人民带来的是同样的悲惨命运。

在《天龙八部》中，读者借乔峰的眼睛看到了契丹军对于汉族边民的掠夺、屠杀，但同时也看到了宋军对契丹平民烧杀掳掠的发指行径。

在《天龙八部》第五十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萧峰道：‘我在此地之时，常听族人唱一首歌。

’当即高声而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他中气充沛，歌声远远传了出去，但歌中充满了哀伤凄凉之意。

段誉点头道：‘这是匈奴的歌。

当年汉武帝大伐匈奴，抢夺了大片地方，匈奴人惨伤困苦，想不到这歌直传到今日。

’萧峰道：‘我契丹祖先，和当时匈奴人一般苦楚。

’”金庸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将古今民族间的争战放到一个新的客观的角度去看，使读者更清楚的感受到民族间仇恨和冲突对任何强或弱的民族都是一种伤害，如此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在以往中国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二、从作品主人公看金庸民族观念的渐变金庸的小说中展示了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不是一开始便有的，而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我们可以从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出金庸的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是陈家洛，他的民族思想是极其狭隘的。

他把满人看作是外人，是野蛮人，在陈家洛的观念中，汉族的大好河山是不能容忍别族来统治的，在这一点上，《书剑恩仇录》与传统武侠文学的民族观念并无二致。

然而，金庸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热情的笔墨描写回人，霍青桐与香香公主这两位女主人公集美丽、勇敢、善良于一身，在陈家洛、乾隆、香香公主的三角恋情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回人、汉人、满人在情感方面没有丝毫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与距离感。

在这之后，金庸写了《射雕英雄传》，郭靖的民族观念同陈家洛是大同小异的，不过也有进步的地方。

那就是金庸设计了一个情节：郭靖是在蒙古长大的，成吉思汗对他家恩重如山、拖雷与他结为安答、华筝与郭靖青梅竹马。

在这种情况下，郭靖最后虽然对宋朝尽忠，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对蒙古还是有感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蒙古塑造了郭靖，郭靖性格中的质朴、善良、诚信正是蒙古人的优良品质。

读过这部书的作者，会不知不觉间会对蒙古人产生亲近和好感。

可以说，在这部书中，金庸的民族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天龙八部》是金庸的民族思想趋向成熟的代表作。

《天龙八部》的背景处于宋真宗年间，正像作者借游坦之所说“我大宋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吐番，北有辽国，四夷虎视眈眈”。

在书中，除大理外，其它民族均有一统天下之心，加上慕容复等鲜卑后裔图恢复燕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可谓一触即发。

然而，民族间的矛盾，却无法阻碍各民族爱好和平的人们之间的交流。

汉族的虚竹，契丹的萧峰，大理的段誉结拜成兄弟，他们所作的是弥合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

金庸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为实现民族间和平共处而牺牲的英雄——萧峰。

在萧峰这悲剧性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了金庸的民族观。

在这里，我要重点谈一谈萧峰这个人物。

萧峰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他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身世，他是契丹人，一个在汉族人中长大的契丹人。

当萧峰还是一个婴儿的时侯，宋朝的武人听信复容博的假信息，在雁门关误杀了萧峰的母亲和十几个家人，萧峰的父亲也在那一战中跳崖自尽。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误会，但对于充满民族仇恨感的武人们来说，杀死几个“猪狗不如”的契丹人并不是一件大事。

然而，在“带头大哥”和丐帮帮主汪剑通的心中，这次误杀是他们心中极为后悔的一件事。

于是他们将萧峰送给一对宋人夫妻收养，之后少林寺传给萧峰武功，汪剑通最后甚至把丐帮帮主之位也传给了这个契丹人，萧峰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在担任丐帮帮主期间，萧峰多次主持对于契丹将领的暗杀行动，有力地阻碍了辽对于宋的进攻。

杏子林是萧峰命运的转折点，在这里他知道了自己竟然是一个契丹人。

此后，萧峰一直处在一种被命运摆布的状态，但是金庸给萧峰一个武林第一高手的形象，让他有反对命运的资本，所以他即使隐居东北，也会变成辽国的南院大王。

在与契丹人的相处中，萧峰也被他们的质朴、豪爽所感动，他也逐渐放下了“契丹人”这个包袱。

然而，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又把他逼上了绝境。

辽帝要他灭宋，宋人要他反辽，而无论是挥兵南下还是归宋反辽，辽宋之间都难免有一场恶战。

在两难的决择中，萧峰最终选择了“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逼迫辽帝立下“于我一生之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

”的誓言后自杀。

可以说，萧峰的死是一个悲剧，他不愿戴着沉重的民族枷锁苟且地生活下去，他的死是对宋人、辽人以及所有天下人的警示，他的死是为民族间的和平共处而死的，同时也是对命运宁死不屈的反抗，他完成了被命运击败而不被击倒的英雄历程。

尽管萧峰的死直接阻碍了辽对宋的进攻，对汉人有利。

然而，书中却这样写道“耶律洪基脸色阴郁，心想我这次为萧峰这厮所胁，许下如此重大诺言，方得脱身以归，实是丢尽了颜面，大损大辽国威。

可是从辽军将士欢呼万岁之声中听来，众军拥戴之情却又似乎出自至诚。

他眼光从众士卒脸上缓缓掠过，只见一个个容光焕发，欣悦之情见于颜色。

众士卒想到即刻便可班师，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既无万里征战之苦，又无葬身异域之险，自是大喜过望。

”萧峰的死，绝不单单挽救了宋的军民，成千上万契丹将士的生命和家庭也被他保全。

读到此处，萧峰对于两个民族同样真挚的感情跃然纸上，这份平等和博爱令人潸然泪下。

金庸的民族思想还反映封笔之作在《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身上。

韦小宝是一个喜剧性的平凡小人物，他在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游动，同时是大清的鹿鼎公、天地会的青木堂主、神龙教的白龙使、俄罗斯的伯爵、清凉寺的主持，明末代长平公主是他的师傅，他还同新疆葛尔丹、西藏桑结喇嘛结为兄弟，尽管别人把“反清复明”、“剿灭反贼”、“恢复汉统”等等相互矛盾的任务交给韦小宝，但他对此却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只要对百姓好的皇帝就是鸟生鱼汤（尧舜禹汤），又何必管他是哪一族的。

”在这个小泼皮无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狭隘的民族观念，统一的国家和百姓的富裕安宁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

另外，《鹿鼎记》中韦小宝属于哪个民族便是一个疑问，由于他出身妓院，其母韦春花与汉、满、蒙、回、藏的客人都有接触，因此，韦小宝无法确定自己的民族，然而，没有民族并不妨碍他爱自己的国家，相反，更有助他毫无阻碍地去同任何民族交往，“心中本无物，何处惹尘埃”。

也许，金庸先生正是用这一个特殊的喜剧人物去表达一种崭新的融合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