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狭隘民族观念的枷锁——评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民族观念 !

挣脱狭隘民族观念的枷锁——评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民

族观念！

金庸，原名查良镛，香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近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所创作的武侠小说，可谓全球华语社会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查良镛阅历丰富，文思敏捷，创作概括小说、政论、散文、译述和剧本。其中以开创武侠写作新页最为突出。他的武侠文学作品，既有古典小说的精采传统，又能自出一格，独特的想像方式、完善的长篇小说叙事规范以及成熟优美的民族语言融为一体，豪情侠义跃然纸上。从1955年发表《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直至1973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金庸共创作了十四部长篇武侠小说以及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的武侠文学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华语社会，也有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译本。同时，小说也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和电脑游戏。可以说，金庸的作品影响了几代华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狭隘民族观念枷锁的束缚，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之一。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深受儒家尊夏贬夷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排斥其它民族、丑化其它民族的不良倾向。与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学不同，金庸将其笔下的侠客们置身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民族冲突中，以侠客们

的传奇体验带领读者揭开历史的真相，思索中国民族问题的本源，表现其消除民族隔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题旨。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讲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摘自焦小云《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可以看到，在金镛的观念中，不但没有所谓“夷夏之防”，甚至汉族与其它民族的边界已经模糊，以至于融合且不可分了。一、民族冲突与融合是金庸武侠作品的

主干金庸曾将自已的十四部长篇武侠作品题目的第一字作一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纵观这十四部作品，其中除《连城诀》《笑傲江湖》《侠客行》《鸳鸯刀》四部作品发生的场合属于“纯粹的江湖”外。其它《射雕英雄传》等十部主要作品无一不是以激烈的民族冲突为背景的。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讲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无独有偶，金庸《射雕英雄传》等十部作品中发生故事的时间都集中这些所谓的“危险时期”。其中，南北宋时期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元明清时期最为集中，包括《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白马啸西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时代，但它的故事却潜伏着汉朝与古高昌国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暗线。在这些作品中，除了汉族外，蒙古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摆夷、鲜卑、契丹、女真、党项、吐蕃均登场亮相，这些民族与汉族产生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或对抗、或联合，最终大都通过长期的交流而归于一统。在民族冲突的描写中，金庸的作品虽然仍以汉族为主，但较为客观的揭示了战争给不同民族人民带来的是同样的悲惨命运。在《天龙八部》中，读者借乔峰的眼睛看到了契丹军对于汉族边民的掠夺、屠杀，但同时也看到了宋军对契丹平民烧杀掳掠的发指行径。在《天龙八部》第五十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萧峰道：‘我在此地之时，常听族人唱一首歌。’当即高声而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中气充沛，歌声远远传了出去，但歌中充满了哀伤凄凉之意。段誉点头道：‘这是匈奴的歌。当年汉武帝大伐匈奴，抢夺了大片地方，匈奴人惨伤困苦，想不到这歌直传到今日。’萧峰道：‘我契丹祖先，和当时匈奴人一般苦楚。’”金庸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将古今民族间的争战放到一个新的客观的角度去看，使读者更清楚的感受到民族间仇恨和冲突对任何强或弱的民族都是一种伤害，如此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在以往中国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二、从作品主人公看金庸民族观念的渐变金庸的小说中展示了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不是一开始便有的，而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我们可以从金庸武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出金庸的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是陈家洛，他的民族思想是极其狭隘的。他把满人看作是外人，是野蛮人，

在陈家洛的观念中，汉族的大好河山是不能容忍别族来统治的，在这一点上，《书剑恩仇录》与传统武侠文学的民族观念并无二致。然而，金庸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热情的笔墨描写回人，霍青桐与香香公主这两位女主人公集美丽、勇敢、善良于一身，在陈家洛、乾隆、香香公主的三角恋情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回人、汉人、满人在情感方面没有丝毫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与距离感。在这之后，金庸写了《射雕英雄传》，郭靖的民族观念同陈家洛是大同小异的，不过也有进步的地方。那就是金庸设计了一个情节：郭靖是在蒙古长大的，成吉思汗对他家恩重如山、拖雷与他结为安答、华筝与郭靖青梅竹马。在这种情况下，郭靖最后虽然对宋朝尽忠，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对蒙古还是有感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蒙古塑造了郭靖，郭靖性格中的质朴、善良、诚信正是蒙古人的优良品质。读过这部书的作者，会不知不觉间会对蒙古人产生亲近和好感。可以说，在这部书中，金庸的民族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天龙八部》是金庸的民族思想趋向成熟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背景处于宋真宗年间，正像作者借游坦之所说“我大宋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吐番，北有辽国，四夷虎视眈眈”。在书中，除大理外，其它民族均有一统天下之心，加上慕容复等鲜卑后裔图恢复燕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可谓一触即发。然而，民族间的矛盾，却无法阻碍各民族爱好和平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