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简论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简论

所谓“文论”，指的是“批评理论”、“理论”、“话语理论”以及现在广义上所说的文化理论。简单地说，“文论”就是关于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和文本（包括社会文本）的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冲击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下，20世纪西方文论有继承、深化和改革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创新、反叛和革命。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是批评家走向自觉的世纪，是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世纪。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让—伊卡·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一书中说：“在20世纪，文学批评首次试图与作为其分析对象的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首先要抓住它的特点。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把当代理论归纳为“跨学科的”、“分析和思辨的”、“对常识采取批判态度的”和“内省性的”四个特点。其次，要注意文论的异质性和文学批评的转向，弄清文论发展的脉络。各种理论粉墨登场，既相异又互补。文学批评的转向往往以“跨越文化”的方式进行，新批评侧重于语义学，文学结构主义则整合人类学、语言学等更多学科，现象学和阐释学却同时是哲学的演绎，接受美学又联系到阅读心理学，它们都对传统批评的基础和设想进行空前的批判。第三，用文论进行文学研究时，需要有方法论的指导。方法的两级否定性、方法的层次性、方法的互补性，这些方法论中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文学批

评同时是哲学的应用模式，文学批评同时又是文学理论。最后，要掌握并灵活运用各种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批评分为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前者有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等，后者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文体学批评等。此外，文学批评也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等。

一、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

我们通常把20世纪西方文论概括为“两大主潮”、“两次转移”、“两种转向”。文论中的“两大主潮”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次转移”指的是文论研究经历从重点研究作者到重点研究文本的转移和从重点研究文本到重点研究读者反应和接受的转移。“两种转向”指“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这是文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历史渊源来看，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型。前者对理性逻辑的推崇和对归纳——演绎方法的倡导体现了科学主义精神；后者的灵感说和迷狂说带有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色彩，影响了人本主义思潮。20世纪西方文论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批判和逻辑实证主义相关，其代表性文论流派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人本主义文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19世纪叔本华、尼采所开创的带有浓厚非理性色彩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受其影响，20世纪西方文论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人本

主义思潮，其主要形态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

如果按照战争的状态划分，20世纪分为二战前、冷战期和苏联解体后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里，文论具有一种革命化的倾向，但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中就出现了重视形式、排斥内容的形式主义。在欧美资本主义阵营里，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吸收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成分外，还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柏格森的“生命自觉”，使文论呈现出精神分裂的非理性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大，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信仰，焦虑、无聊、冷漠、绝望成了知识界和民众共同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怀疑精神作为支点的存在主义贯穿了二战的始末。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改变着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传统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进行猛烈的抨击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与此相伴随的结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也甚嚣尘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现代性也在向后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美国步子迈得更快，成为西方的中心。后现代主义以复制为特色，其典型艺术作品是随意的、折中的、混杂的、无中心的、不连贯的、拼凑的、模仿的，强调“文本互涉”或“互文性”，摒

弃形而上学的深刻性，富于游戏性和享乐性。进入这一阶段，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粉墨登场。大体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西方文论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方法论的影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影响到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次是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而引起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第三是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实践，引起认识方式和理论方法的发展。对待西方文论，应该注意它们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强调关系和过程研究是各种西方文论共有的特点。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文论，普遍抛弃了语言的表征模式，否定了语言是对现实的模仿、再现或反映。人并不是自由地支配语言，而是被语言支配，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语言的牢笼”——一种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固定的关系网，决定了他的存在的地位，决定了他与自然、社会、历史、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也决定了他的行为及其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语言转向，是因为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后现代社会里，“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将制造一个统一的、包括一切的、超星际的、为自动化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人不是作为自治的人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而是将变成一种被动的、无目的的、由机器控制的动物，他们的正当作用……要么被机器吞没，要么因丧失个性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

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以怀疑论哲学为基础的文论开始兴起，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同时，为了强调个人意识的作用，对抗大系统结构的垄断和控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如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承认和发展。

20世纪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化转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商品化的出现，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营运方式，已经使经济权力开始危及到国家的统治，至少关于投资的部分决定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与此同时，知识的提供和应用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知识一方面为商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政治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西方出现了知识政治化的趋势，政治和各种机构竞相加强对文化的控制，结果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反垄断、反权威、反控制的浪潮，并由此激发文化研究，出现了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

20世纪的西方文论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和梳理。从话语影响看，20世纪西方文论表现出从知识性文化到意识形态性文化的变迁。从品格上来讲，20世纪西方文论显露了由诗学文化到文化诗学的跃进和拓展。从方法论角度看，20世纪的西方文论明显表现出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趋势。从特征上看，20世纪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