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变迁

略谈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变迁
李银珠我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选入高中第五册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作了回顾与概括，叙述简明扼要，论断准确精当。

在这样有限的篇幅里，是难以对小说发展史及其规律性的方方面面作出详尽周严的论述的。

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些说明，或许有助于对吴组缃先生这篇文章的理解。

一、“相去天渊”的古今小说概念
在我国，“小说”是已有两千多年之久的古老名称了。

今天我们说起小说，毫无疑问是指一种文体，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叙事性的内容、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具体的生活场景来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情绪的文学样式。

可是在古代却不是这样。

“小说”一开始不仅不具备文体意义，而且是一个鄙称，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是很不一样的，它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才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概念。

追溯起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庄子的《庄子·外物篇》。

庄子是个对中国文化大有影响的人物，正是这个言尽天下大道的庄子在论述自己哲学追求的至境———自然之道时，第一次提出了“小说”一词：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县”古“悬”字，高也。

“令”，美也。

庄子认为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

为了说透这个道理，他举了任公子钓鱼的事例。

任公子这个人与众不同，他手拿大鱼钩，把用五十头犍牛作成的鱼饵投入东海后，便蹲在浙江会稽山上稳稳当当地钓开了鱼。

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

突然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吞食了鱼饵，大鱼的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冲天，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任公子终于钓到了这条大鱼，周围的人都饱餐了美味的鱼肉。

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小竿细绳，直奔小河沟渠，守着些鲇鱼鲫鱼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任公子从容洒脱，毫不着意，反而钓到了大鱼，看来凡事只有任其自然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庄子最终想说明的道理．
庄子在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小说”只是与“大达”相对的小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①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并举，显然是贬“小说”、扬“大达”的。

他是把儒、墨等诸子各家视为无关道术的琐碎言谈的，认为它们是“小说”非“大达”。

尽管这里提出“小说”概念与现代意义的小说相差甚远，然而它却是中国古代“小说”一词的最早出处。

“小说”因了庄子的鄙薄，不仅得以与“大达”并存，而且以此起步，不断演化、发展，直至成为与古代大相径庭的现代所谓文学体裁的小说。

清代刘廷玑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②是很有道理的。

二、从文体意义上评价“小说”的桓谭
在“小说”概念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东汉初年的桓谭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桓谭精通天文、喜好音律，是两汉之际著名的思想家。

他写的《新论》，涉及政治、哲学、文艺等诸多领域，
内容丰富，可惜书已散佚，今仅存后人辑本。

在此书中，他对小说作了如下论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③
这段文字转引自《文逊，它之所以引人注意在于，桓谭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从内容方面讲，他认为“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它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

引文中的“短书”就是指这类杂记。

汉代凡是官方的书籍如经、律等，均要用二尺四寸规格的竹简书写，官书以外的书籍像此类杂记等则要用短于这一规格的竹简书写，故称之为“短书”。

从形式方面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手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

从功能方面讲，它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

将以上几点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桓谭开始赋予“小说”以文体意义，这跟我们今天的理解已逐渐接近了，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

④
桓谭使内涵还比较杂乱的“小说”，首次具备了文体上的意义，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小说的认识都未能超越他。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个对古小说作了比较像样评论的先行者。

三、“小说家”之名出现于汉代
“小说家”的名称正式出现于汉代。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中特意编写了《艺文志》一篇，专论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并记载了自古以来至当时尚存的书籍目录。

所谓“艺文志”，“艺”指诗、书、易、春秋、礼、兵等六艺，“文”指文学百家，故“艺文志”是指包括六艺百家的所有图书。

“艺文志”堪称班固的一大创造，它不仅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此后历代相继仿效，或名之《艺文志》，或名之为《经籍志》，它们为后人考察各个时代书籍的流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难怪有人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

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⑤
在《艺文志》中，班固将当时的图书分为几类，其中有诸子一类。

他又将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诸如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在十家末尾列有小说一家。

班固还开列了小说家的书籍十五种，自云共１３８０篇（实为１３９０篇），可惜这些书已散佚，只能从残存的遗文及班固的注中，约略窥知它们的概貌。

这些小说家的书，既有记史实的，也有谈神怪的；既有阐发哲理的，也有记载风俗的，内容驳杂，无所不包，而且大多跟文学无关。

从班固将小说家排在十家之末来看，他是看不起小说的，他甚至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把小说排斥在可观者之外。

不过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小说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正式标名为小说的作品。

在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正史中明确把“小说”列为一家并与儒家、道家等相提并论，还指出其来源于民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说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不能不提提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他们编著的《七略》，因为“《汉志》者，班固榷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

⑥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据《汉书·楚元王传》载，他“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

刘向很有才学，善写文章。

他曾任过大夫、给事中、光禄大夫等官职，议论时政得失切实直率。

由他创始由他儿子最后完成的《七略》，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著作。

班固很推崇刘氏父子的学问、为人，称刘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是孔子之后一个有补于世的难得人才。

班固也很欣赏《七略》的分类编目理论和方法，他在记载西汉一代典籍时，便是以此书为蓝本，进行增删、创新而编
成《汉书·艺文志》的。

可惜《七略》早已佚失，刘氏父子当年校定经传诸子诗赋的详情及原书的风貌，我们已无从知道了。

不过，追本溯源的话，我们说“小说家”的名称最早就源于这里，是否更为恰当呢？
四、小说与史传的不解之缘
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影响之大，恐怕是世界各国小说发展史上都少见的现象。

梁启超曾说过：“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⑦事实确实如此。

史传文学的辉煌成就和它在文化殿堂中的崇高地位，使中国古代小说从一开始就竭力向它靠拢。

东汉的班固是促使它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关键人物。

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小说出自稗官的论断。

他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在中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靡不同之”（同上）。

史官是专门记载国家朝政、帝王言行等大事的。

稗官则是一种小官，他们专门搜集史官所不屑取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记载一些不本经传，不登大雅之堂的里巷风俗。

传闻杂说以供统治者观民风，故《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
作为历史学家，班固是从史学家的角度解释小说的缘起和价值的，他也是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标准衡量、界定小说的。

他批评某些小说家的小说“迂诞依托”，其实“迂诞依托”不过是一些小说所具有的神怪内容和初步形象化的表现，只是不合历史的“实录”要求罢了。

正是班固在小说的概念里深深埋下了史的特质，把小说与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人们对小说的看法一直跟班固差不多。

比如魏晋南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阶隐》中云：“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

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己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⑧直到清末，由纪昀的总其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持此论。

这些都是班固“稗史”观的继续与延伸。

班固的论断成了权威性的思想，影响深远，从此开始了小说与史传文学历时弥久的难解之缘。

不过，在通俗文学家那里，对小说的认识倒是在不断进步，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不作论述。

注：
①④《中国小说史略》。

②《在园杂志》。

③《文逊卷３１引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

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金榜语。

⑥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⑦《中国历史研究法》。

⑧《史通·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