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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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体系 VS条约体系，清廷如何败下阵来，又是怎样自我反思的？

作者介绍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专著《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

话》、《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从甲午到辛亥：晚

清最后 20 年》、《孤寂百年》等。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1 年清王朝灭亡总共 70 年时间，而从“华夷秩序”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轨就

走了整整 60 年。而且，每一步都非常被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天朝体系

1618 至 1648 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30 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 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 10 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

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

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

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

行外事活动。

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

秩序，此后随着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

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

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它国的

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它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

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

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

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自武帝起，能否“四夷服，万国来朝”就成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志，甚至是其力

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 ”属国向新王朝称臣。到明清，有关各种制已相当

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携特定物，按照指定路（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邸，并按照指

定礼将品送中国皇帝。作宗主国，中国皇帝要朝国“ ”。如果些属国有新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

册封，即敕文（敕）承其地位。

▌“天朝体系”与“条体系”的碰撞

随着世界的展，两个体系必然要接触，要碰撞。1793 年，戛尼（George Macartne y）一路受到中方情款待，但其船却被插上“英吉利使”的幡。在他的礼品清上，“礼物”被改

“ 物”，氏“ ”上原来的官称“ 差”被清朝官有天朝体制，遂改“敬差”或“ 差”。接待他的大臣

在皇帝的奏折中都是他在重洋，数万里之程，十一月之久，来向天朝⋯⋯ 种“ 知系”决定了

“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要成中国“藩属”的角度来理解此事。

但片争开始后，种状况不得不改。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然中

国打了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 的念和面子感很，仍此的西方列“狄夷” ，不屑并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机构和人，朝廷

是因事随人理。但由于中英了不平等的《南京条》，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

“五口”成外国人从事各种活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 年置了五口通商大臣，理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的外体制，开始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隙。由于“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又来是外交往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督兼任。但

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重心向此移，因此从1859 年起改由江巡或两江督兼任。

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外国人京，以符中国

体制，而且从念上一来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

“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同，表明清政府与西方列的交涉只是性的，因此拒不建立一的常外交机构。

但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了同西方列已不是的“宗藩”关系。

第二次片争以中国惨告。中国在 1858 年 6 月分与俄、美、英、法了不平等的《天津条》。列取得了公使京的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

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 13 口，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在天津新“ 理牛庄、天津、登州三

口通商事大臣”，后来演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

是“通商”而，仍反映出清政府不愿承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而北洋通商大臣在置之初是，洋兼筹海防，直隶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此直隶督与外交无。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上清廷仍是尽可能地将外交涉活局限于地方，所以

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却仍坚持要他们到

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

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

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

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

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这些规定或惯例，使得三

口通商大臣实际上深深参与了国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专任，因此与直隶总督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工部尚书、总理街门大臣毛昶熙于1870 年 10 月上折，认为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办理对外交涉的通商大臣

彼此难以协调，因而奏请“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

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他对曾经参与过天津教案处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

间的矛盾有切身感受。11 月 12 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裁撤专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

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一改变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的积弊，大大扩充了

直隶总督的职权，其工作重心亦从“省防”转为“海防”、“洋务”，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

外交体制中的地位。

1860 年 9 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訢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

10月下旬，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

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一次被打开了

缺口。

奕訢 1861 年 1 月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的建议，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咸丰皇帝有意加上“通商”二字，事

实上是要坚持“天朝”与“外夷”间只能是洋人来华的通商关系，而不可能有政治关系。奕訢知道

中外已不可能只是通商关系，于是坚请去掉“通商”二字。在奕訢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

“通商”二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1876

年 9 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答应英国种种要求，结束英国人

在云南被杀一案。其中一条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派遣了常驻使节，但外交体制新旧并存的局面毕竟不能适应局势的发展、变化。总理衙门与“北洋”之间的权责一直不明，外国人办事时常常不知应当找谁，两部门有

时互相推诿，有时又决策不一。总理衙门本不是专门的外交机构，而是一个类似“内阁”的机构，因

此办理外交并不“专业”。总理衙门官员至后来仍多为兼差，办事自然迁延拖沓。事实说明有成立

“外务部”的需要，外国人也一再提此要求，但清政府并不考虑。虽然总理衙门已

存在几十年，权限也越来越大，但从建立时就规定其是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

撤”，“以符旧制”。如果一旦设立外务部，由于外务部不可能是临时机构，这就意味着再不可能“符旧

制”。因此几十年后清廷仍无意、也无人敢设立“外务部”。

1887年，在列强压力下，朝鲜政府决定向日、美、英、德、俄、意、法派遣驻外使节。清政府表示反对，迫使朝鲜向管理藩属的礼部呈递咨文，先征得清政府同意。随后，李鸿章亲自拟

定了清朝与朝鲜驻外使节体制的《应行三端》。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

国使馆具报，请中国公使协同赴所驻国外交部。第二，遇有外交宴会，应随中国公使之后。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