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这一调整进一步加深。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一调整的走势和结果，对于各国外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9·11”后，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总的趋向来说，它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基本动力和基本方向没有改变。(注：美国政府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2001年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新机会。”实际上“9·11事件”更多改变的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态度，而不是其他大国对美国的态度。无疑，“9·11事件”使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是否是根本的改变还需观察。)“9·11事件”的突出影响在于它有力地强化了其中的两个动力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全球化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即是最突出的表现。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交汇点。反恐对大国关系的支撑意义，不仅体现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的合作。事实上，在阿富汗塔利班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为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它的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幅度改善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开。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大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快速调整时期之后，失去了强劲的动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僵滞。“9·11事件”的发生重新激活了已经有些冷却的动力源，并且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性质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家集团背景。冷战时期五大国中的四个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虽在其外，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在后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瓦解，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显减弱，双边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比较单纯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碍。“9·11”之后，中、

美、俄、欧、日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关系，“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非集团化一方面使大国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使大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结构和组合形

式的可能。

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特点。

冷战之后出现的“冷和平”使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大国关系的性质含糊不清，出现了“非敌

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在大国关系整体走向改变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国对立的

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和美国试图退出反导条约都带有

明显的冷战遗风。“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大国关系性质逐渐清晰，非敌对性趋向

增强。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评

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

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

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针对的侵略意图。”(注：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u.s-russian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 2002/2003,p.30.)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体

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每两个大

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

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既合作也竞争成为大国之间

普遍的规律。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

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二、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

现阶段大国关系的调整始于冷战结束。后者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柏林墙倒塌是其中一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最直接根源来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启

动了冷战走向结束的过程。“新思维”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世界的整体性、

相互依赖性、安全的共同性、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以及苏美从

对手转为合作伙伴等概念。(注：м·горбачев．“перестройкаи

новоемъппление”，москва，нздателвстыопол

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c.135—145.)它在理论概念和外交实践上

都是对冷战理论和冷战政策的反动。随着华约解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国际关系

中冷战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成为过去；苏联的继承

国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跌落为普通大国，失去了与美国对抗争雄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

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雄心和企图；世界大战的可能、特别是俄美之间核大战的

可能微小，大国和大国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为频繁不断的局部和地区武装

冲突所代替，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和威胁发生了改变。但后冷战时期的开始伴随着

冷战的心理惯性，俄美关系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非敌非友的状态，俄罗斯总

统叶利钦将之称为“冷和平”(注：1994年12月，在欧安会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总统针

对北约接收东欧国家的决定说，欧洲面临进入冷和平时期的可能。(据《新华每日电讯》，1994.12.7)冷和平概念基本表达了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俄与西方关系动荡不定

和曲折复杂的特征。)。“9·11”后的反恐使美国和俄罗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

一次重新站到一条战壕里，两国宣布相互是朋友甚至盟友，并建立起新战略关系。(注：2001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克服了冷战残余，相互不

再把对方看作威胁的来源，并将建立新型合作关系。(《совместноеза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