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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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大二（2）班宋娜叶论文指导冯凌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零余者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种种内涵和表现，探究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家个性因素，肯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害着忧郁病，徘徊于历史岔道口，郁达夫称之为“零余者”。

他们在当时经济、政治地位低下，不满现实，叛逆心理由是滋生。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导致反抗失败，故他们觉得飘零无依。

从这些形象，可见郁达夫真诚而痛楚的内心世界；拂去形象外在的忧郁、伤痕、颓废色彩，则可见“时代病”在“弱国子民”身上烙下的深深伤痕；从这些伤痕更可以把握时代、社会脉络，挖掘那业已远去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深层因素。

一.“零余者”的表现
纵观郁达夫不同作品里出现的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迷恋秀丽山水的文弱书生，到日本留过学，回国后靠教书、买文为生，生活窘迫，颇不得志；多愁善感，忧郁软弱，甚至有点神经质，心理变态。

在《银灰色的死》、《沉沦》、《人妖》中称“他”；在《南迁》中称“伊人”；在《烟影》、《秋柳》、《离散之前》中称“文朴”；在《茫茫夜》、《茑萝行》、《怀乡病者》、《空虚》中称“于质夫”；在《胃病》、《血泪》、《青烟》中称“我”……
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数“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勇毅，哀哀切切”，但细细品味，那些“零余者”的表现远不止这些，其共同特征主要表现为：
1. 地位的相似性
这些形象有一共同特征：政治、经济上处于低下地位，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

《茑萝行》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正好到社会去奋斗。

况且又在外国国立大学里卒了业……”但是“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用我去作他们的工”，等待着自己的是失业，失业！找不到工作，就在黄浦江边流浪，或上公园坐冷板凳，甚至几次到江边想自杀。

《杨梅烧酒》中写一个曾经留学日本、学得应用化学专业的知识分子，雄心勃勃，可回国后却学无所用、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地在一所补习学校里以教书糊口。

他不过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办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当时的黑暗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还有一些篇章（一般应称为“作品”！），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对青年政治、精神上的压迫，是怎样虐杀、吞噬了一些年轻有为的生命。

如《微雪的早晨》中的男主人公朱雅儒是一个勤奋有为、关心国家命运、痛恨军阀官僚的大学生，由于自己的未婚妻被一个小军阀夺去而精神错乱，并最终悲惨地死去。

它控诉了邪恶势力对美好希望的毁灭。

《落日》写两个失业青年，无聊枯寂之极，每天只好去瞎逛以消磨时日。

他们哀叹“在这茫茫的人海中间，那一个是我的知己？那一个是我的保护者？……我只觉得置身于浩荡的沙漠里。

”他们出身卑微、境遇飘零、经济困顿，有才能，但在腐败的社会里找不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地方。

郁达夫通过对“零余者”贫苦生活的描写，曲折反映出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现状，诅咒了罪恶的社会制度，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封建道德的不满。

2. 反叛性
郁达夫在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压迫的社会地位时，还写出了他们的反抗性格，表现了作为时代的“零余者”叛逆的一面，他们不顾封建儒教“怨而不怒”的准则，不但把社会的罪恶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而且毫不含糊地喊出了自己的诅咒。

如《薄奠》中的“我”诅咒那些达官贵人：“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

”《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更是“放声痛骂社会制度的不良，骂经济分配的不均，骂军阀，骂官僚”。

而《杨梅烧酒》中失业的留学生，在认清了社会的丑恶后，就痛骂世道浇漓。

除了直接反抗，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还常用变态的行为来表示抗议。

如《还乡记》中的主人公把执笔放在鞋底，以示对金钱万能世界的抗议。

《离散之前》的于质夫，要把自己的旧文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学无术的暴君蹂躏”！这种反抗性，贯穿于郁达夫几乎每个时期的多数小说中，他笔下的“零余者”宁愿伪装颓唐，极端地自贱自贬、自虐自渎、放纵酒色，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表现他们与当时社会的势不两立，显示出桀骜不驯的姿态。

3. 劣根性
值得注意的是，“零余者”们虽有反抗性，但这种反抗是脱离了群众的个人主义挣扎，表现出畸形的特征。

“零余者”喜欢自我贬抑，在社会中不战自溃，而将失败归之于自己的不遇、体弱、低能与貌寝，由是滋生出无尽的自悯自怜。

他们尽管憎恨不合理的社会却又无能力反抗；敢于直面现实、抨击现实，反对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最多不过是以颓唐、自戕以至自杀来抗议当时的社会。

这种“零余者”们身上本来就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动摇等劣根性是真实的，郁达夫对此的反映也是消极的。

4. 自传性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零余者”形象，许多就是作者的自况，郁达夫特别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零余者”那样的角色。

如《十一月初三》记的是作者生日那天从早到晚所思所为，除了落寞的内省外，就是无聊的逛园子之类，几乎是生活琐碎，但却是在解剖一个“零余者”的“化石”之心，使人感到那“寸心的荒芜”，太悲凉了！又如《血泪》则回顾了“我”在毕业之前几次和同乡青年的聚会，人们如何高谈各种主义思潮，自己如何漠然；而毕业回国后又如何漂泊流浪，如何忍着饥饿做“济世救人”的文章。

这些都到处流露出“零余者”那种生活无着落、思想无寄托的空虚悲痛的心情。

郁达夫之所以采取自叙传的形式，是为了赤裸裸地暴露自己，从而也暴露一代青年的苦闷，发泄“零余者”
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反映人生和社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郁达夫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潦倒、悲哀的“零余者”形象，他们也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零余者”落泪叹息，但心中始终没有减退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欲求上进，希望能找到新的出路。

如《迟桂花》这篇小说中山美水美人更美，花趣树趣情更趣。

郁达夫把翁家山村写得那么秀丽，可以看作是又一个桃源仙境。

整个作品的情调是积极乐观的。

在那车长夜漫漫的年代里，青年人痛苦、挣扎、失望，多么希望有光明的去处，郁达夫反映了这种状况，启发他们去认识显示、探索新路，还是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积极作用。

二. “零余者”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郁达夫会向读者推出这一系列“生则于人无补，死则于人无损”的“零余者”形象？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有多种：
1. 时代背景
别林斯基说过：“要想揭破拜伦这个伟大诗人忧郁的诗行的谜底，首先必须猜破他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秘密。

”同样，要揭开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的压抑、忧郁，也应该从郁达夫生活的年代寻求答案。

郁达夫开始小说创作时，中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下、中国人民喘不过气、国际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的时代。

“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军阀政府腐朽无能，法西斯独裁专制，这说明黑暗势力还非常强大，十分顽固。

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降临，于是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汹涌大潮中奋打倒旧传统，大都以个性解放理想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怀着浪漫的冲动去歌颂爱情、张扬自我、庆祝再生，建筑理想中的空中楼阁。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黑暗势力更加猖獗，个性解放的理想没能实现，一时又找不到反抗黑暗势力、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于是他们极度苦闷、彷徨：虽意识到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但又苦于阶级的局限性和性格上的懦弱，不能奋起反抗，而只能消极抵抗，把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发泄在自己的身上，其结果就必然出现一大批像质夫那样的“零余者”。

郁达夫成功地塑造出“零余者”形象，记录下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彷徨的影子。

2.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中国五四新文学受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与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郁达夫塑造的“零余者”是多种性格元素构成的整体：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富有正义感又缺乏奋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卑琐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希望被人理解又害怕被人理解，敏感多疑又麻木不仁，清醒又迷茫，容易满足又不安于满足。

由此可见，“多余人”和“零余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难怪郁达夫会从俄国“多余人”身上找到自己和一代青年的影子，塑造出中国的“零余者”形象。

3. 时代个性
郁达夫能创造出“零余者”形象与他的个人经历、个人气质与个人的内在精神禀赋也是分不开的。

郁达夫童年时父亲早逝、母亲一人身挑家庭重担而使他具有半男半女的性格，家道的衰微，生活的拮据都在郁达夫心灵上蒙上阴翳。

1913年他到日本留学，作为一个受日本人歧视的“支那人”，郁达夫感受到的是孤独和屈辱。

回国后为生存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城市，靠教书、译书、写书来度日，此时郁达夫“为饥寒所驱迫，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

由于旧道德旧礼教的迫害，郁达夫被迫与第一个妻子包办成婚，失去婚姻自由，使他陷入失落爱情之梦的极大苦闷中。

和志趣相投、心灵契合的朋友一切创建文学团体、创办文学刊物，可最终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被迫退出左联。

郁达夫自己曾说过：“我平时对人，老有一种自卑狂”，又说“天生胆怯，从小就有自卑的我，在新闻杂志或稠人广众之中，从不敢自家吹一点小小的气焰”。

概括郁达夫的性格气
质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活为人平和，但他的“神经太纤细了”，以致于软弱、忧郁，二是情感过于外露，故气质显得真率，不善于掩饰、克制自己，情绪极易波动。

“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和“卑己自牧”的四字评语，其实应当是对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最恰当的形容和最完美的概括。

因此，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郁达夫一方面积极反抗黑暗、追求光明，但又常感孤独，时时摇摆，幻灭的情绪经常笼罩着他，使他很少看到人民斗争的力量；而青年时代所感染的欧洲世纪末的气质和从幼年就习惯了的中国士大夫诗酒风流的文化传统交错在一起，形成了郁达夫始终摆脱不了的精神负担，“零余者”形象自然而然成为他心灵真实的艺术写照和痛苦情感的宣泄表现。

综观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创作，郁达夫的小说极其真实地记录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新旧蜕变时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剧变的历程”。

他所塑造的“零余者”——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中国革命必须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发动，而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进程中，那些尚未与工农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相当普遍的，反映这一部分“零余者”，是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郁达夫揭示了他们的处境，启发他们去反抗现实，寻找出路。

透过“零余者”形象，让我们探测到“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思想，再融入郁达夫自身的生活经验加以作者巨大的情绪感染，浇铸成复杂的审美体，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不仅给新文学提供了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使新文学向现代转变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参考资料：
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辑
2.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黄修己著
3.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许志英、陈金淦等著
4. 《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辑
5. 《郁达夫小说欣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张恩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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