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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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大二（2）班宋娜叶论文指导冯凌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零余者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种种内涵和表现，探究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家个性因素，肯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害着忧郁病，徘徊于历史岔道口，郁达夫称之为“零余者”。他们在当时经济、政治地位低下，不满现实，叛逆心理由是滋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导致反抗失败，故他们觉得飘零无依。从这些形象，可见郁达夫真诚而痛楚的内心世界；拂去形象外在的忧郁、伤痕、颓废色彩，则可见“时代病”在“弱国子民”身上烙下的深深伤痕；从这些伤痕更可以把握时代、社会脉络，挖掘那业已远去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深层因素。

一.“零余者”的表现

纵观郁达夫不同作品里出现的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迷恋秀丽山水的文弱书生，到日本留过学，回国后靠教书、买文为生，生活窘迫，颇不得志；多愁善感，忧郁软弱，甚至有点神经质，心理变态。在《银灰色的死》、《沉沦》、《人妖》中称“他”；在《南迁》中称“伊人”；在《烟影》、《秋柳》、《离散之前》中称“文朴”；在《茫茫夜》、《茑萝行》、《怀乡病者》、《空虚》中称“于质夫”；在《胃病》、《血泪》、《青烟》中称“我”……

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数“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勇毅，哀哀切切”，但细细品味，那些“零余者”的表现远不止这些，其共同特征主要表现为：

1. 地位的相似性

这些形象有一共同特征：政治、经济上处于低下地位，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茑萝行》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正好到社会去奋斗。况且又在外国国立大学里卒了业……”但是“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用我去作他们的工”，等待着自己的是失业，失业！找不到工作，就在黄浦江边流浪，或上公园坐冷板凳，甚至几次到江边想自杀。《杨梅烧酒》中写一个曾经留学日本、学得应用化学专业的知识分子，雄心勃勃，可回国后却学无所用、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地在一所补习学校里以教书糊口。他不过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办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当时的黑暗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一些篇章（一般应称为“作品”！），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对青年政治、精神上的压迫，是怎样虐杀、吞噬了一些年轻有为的生命。如《微雪的早晨》中的男主人公朱雅儒是一个勤奋有为、关心国家命运、痛恨军阀官僚的大学生，由于自己的未婚妻被一个小军阀夺去而精神错乱，并最终悲惨地死去。它控诉了邪恶势力对美好希望的毁灭。《落日》写两个失业青年，无聊枯寂之极，每天只好去瞎逛以消磨时日。他们哀叹“在这茫茫的人海中间，那一个是我的知己？那一个是我的保护者？……我只觉得置身于浩荡的沙漠里。”他们出身卑微、境遇飘零、经济困顿，有才能，但在腐败的社会里找不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地方。郁达夫通过对“零余者”贫苦生活的描写，曲折反映出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现状，诅咒了罪恶的社会制度，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封建道德的不满。

2. 反叛性

郁达夫在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压迫的社会地位时，还写出了他们的反抗性格，表现了作为时代的“零余者”叛逆的一面，他们不顾封建儒教“怨而不怒”的准则，不但把社会的罪恶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而且毫不含糊地喊出了自己的诅咒。如《薄奠》中的“我”诅咒那些达官贵人：“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更是“放声痛骂社会制度的不良，骂经济分配的不均，骂军阀，骂官僚”。而《杨梅烧酒》中失业的留学生，在认清了社会的丑恶后，就痛骂世道浇漓。除了直接反抗，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还常用变态的行为来表示抗议。如《还乡记》中的主人公把执笔放在鞋底，以示对金钱万能世界的抗议。《离散之前》的于质夫，要把自己的旧文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学无术的暴君蹂躏”！这种反抗性，贯穿于郁达夫几乎每个时期的多数小说中，他笔下的“零余者”宁愿伪装颓唐，极端地自贱自贬、自虐自渎、放纵酒色，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表现他们与当时社会的势不两立，显示出桀骜不驯的姿态。

3. 劣根性

值得注意的是，“零余者”们虽有反抗性，但这种反抗是脱离了群众的个人主义挣扎，表现出畸形的特征。“零余者”喜欢自我贬抑，在社会中不战自溃，而将失败归之于自己的不遇、体弱、低能与貌寝，由是滋生出无尽的自悯自怜。他们尽管憎恨不合理的社会却又无能力反抗；敢于直面现实、抨击现实，反对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最多不过是以颓唐、自戕以至自杀来抗议当时的社会。这种“零余者”们身上本来就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动摇等劣根性是真实的，郁达夫对此的反映也是消极的。

4. 自传性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零余者”形象，许多就是作者的自况，郁达夫特别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零余者”那样的角色。如《十一月初三》记的是作者生日那天从早到晚所思所为，除了落寞的内省外，就是无聊的逛园子之类，几乎是生活琐碎，但却是在解剖一个“零余者”的“化石”之心，使人感到那“寸心的荒芜”，太悲凉了！又如《血泪》则回顾了“我”在毕业之前几次和同乡青年的聚会，人们如何高谈各种主义思潮，自己如何漠然；而毕业回国后又如何漂泊流浪，如何忍着饥饿做“济世救人”的文章。这些都到处流露出“零余者”那种生活无着落、思想无寄托的空虚悲痛的心情。郁达夫之所以采取自叙传的形式，是为了赤裸裸地暴露自己，从而也暴露一代青年的苦闷，发泄“零余者”

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反映人生和社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郁达夫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潦倒、悲哀的“零余者”形象，他们也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零余者”落泪叹息，但心中始终没有减退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欲求上进，希望能找到新的出路。如《迟桂花》这篇小说中山美水美人更美，花趣树趣情更趣。郁达夫把翁家山村写得那么秀丽，可以看作是又一个桃源仙境。整个作品的情调是积极乐观的。在那车长夜漫漫的年代里，青年人痛苦、挣扎、失望，多么希望有光明的去处，郁达夫反映了这种状况，启发他们去认识显示、探索新路，还是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积极作用。

二. “零余者”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