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第一章导言

“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并不是以恒定的速率发展的。在不同时期里，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引向某个或某些这样的领域，而只是在后来才转向其他方面的兴趣。可以肯定，一个文化领域很少有遭到完全被忽视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是持续的。不过，兴趣焦点的明显转移对其成长的确起着促进或阻滞作用。

因此，用不着把文化纪元归结为一个现成的公式，也许就可以大胆地断言，在伯里克利斯时代（雅典时代——我注），哲学和艺术吸引着十分广泛的兴趣。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兴趣的主要焦点是宗教和神学。对文学、伦理学和艺术的令人注目的重视则是文艺复兴的一般特征。而在近现代，尤其是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指17、18、19世纪——我注），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和技术。”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p30，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科学史家们和研究文化发展的学者们向我们保证说，在不同的时期里，也发生着丛某一种科学或科学群向另一种科学或科学群的兴趣转移；发生着从某一技术应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兴趣转移。”（同上，p31）

那么，是什么社会因素导致这样的转移呢？

第二章社会背景：职业兴趣的转移

本章通过对《国民传记辞典》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十七世纪英格兰职业兴趣的起伏情况。这种考察使得作者得出结论：即“所出现的起伏与应用功利主义和实用性等准则有关。”“那些与改进人类的‘生活便利’联系最密切的事业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人心。甚至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自足的、除它们自己的‘目的自在’的产品以外无需进一步为其存在辩护的职业——例如文学——也改变了它们的品性而变成为更进一步的目标服务的工具。”（同上书，62）

“具体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弥散于所有的领域。”（p63）

第三章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的汇聚与转移

本章认为，在英格兰，科学的发展在十七世纪前后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换句话说，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在增强。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兴趣在各门科学之间的转移，这些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地学诸学科、生理方面的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人类科学。并将这些学科分为探讨无机界和研究有机界的科学。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无机界科学的兴趣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比对有机界科学的兴趣高一些，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趣日益明显地转向后一类科学。”（同上书，p86）

第四章清教主义与文化价值

自十七世纪中期后，“科学再也不是一种游荡的运动，……科学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其先决条件业已深深扎根在这种哺育了它并确保着它的进一步成长的文化之中；它是长时期文化孵化生成的一个娇儿。我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和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找寻。”（89）

“宗教是文化价值的一种表现——而且在十七世纪是一种显然占主导地位的表现。”（89）

“清教主义所激发并塑造出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这个时期人们活动的各个方面，清教主义是明显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宗教运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作为测量不同社会活动的价值的杠杆。”（90）

“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一切。但是这句为中世纪天主教和十七世纪清教共同信奉的信条，在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含义并不相同。清教徒认为，应该向人们主张对个人的同胞有用的目标和对社会有功利的目标。因为“‘虽然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善行，但是功德善行却会使上帝大感欣悦，因为这种行动是出于对他的赞颂，也使我们自己和他人获益，这也是上帝所乐意看到的。’”这种思想向前一步，这样的说法就出现了“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这样“一种社会功利主义就被确立为一条主要标准，用以判别可以接受的甚或值得表彰的行为，因为这乃是赞扬上帝——即基本和最终的目的——的一

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这种功利主义

．．．．于是便有了自身的力量。”（96）“正

是这种用功利主义术语为上述箴言所做出的定义

．．，使得新教主义同其余与之相关的文化结成同盟。”（97）

“命定说”为加尔文各教派所持有，这种学说认为“上帝拯救一些人

纯属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论这些被选中的人有何过错或功德。”

也就是说，个人能否被上帝拯救，完全取决于上帝是否选择了某人。

尽管如此，对人来说，他总是想知道上帝是否选择了自己。那么，人

怎样才能判断自己是否被选中呢？教会无法作出保证，但人们需要在

心理上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自贝扎的时代以

来，就曾认为上帝的遴选是靠‘善行’来证明的，而善行乃是某种内

在的皈依状态的外在表现。”在清教看来，善行“指的是某种现世意

义上的有用的和获利的成就；乍看之下，这看起来就是纯粹的功利主

义。行善现在就是需要参与世事，而不是退避世事跑到修道院里躲起

来。”（97）而那些不相信命定说而相信善行赎罪说的教派，对善行的

理解与命定说是一样的。

在上述不同的神学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支配行为的学说，即“在个人

的[神召]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这一原则渐渐体现到它的结果

中，因为，既然系统的、有条理的、坚持不懈的劳动能使人取得职业

的成功——这乃是拯世的标志，这类成就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追求的

目标。”（98）

“清教伦理是用生动活泼、前后一贯、不容争辩的话语来表达的，它

要求人们参与世事。”（99-100）

本书的第六章“清教主义、虔信主义与科学：检验一个假说”讨论了宗教与科学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原因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料。其他可参见的书目：

Cambridg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此书讨论了在清教影响下，牛桥两校的科学研究有了显著的增加。

The Unknown Cromwell(克伦威尔)，此书讨论了克伦威尔和其他清教徒在教育方面的兴趣。

English Education under the Test Acts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

Comenius in England

Selections from Cotton Mather

Science and the New World(1526-1800)

Harvard Colle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ocial Teachings

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The Secondary School System of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