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研究愿景_曹志耘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汉语方言研究愿景*曹志耘提要本文在分析汉语方言研究历史、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学理研究”到“问题研究”转型的主张。

呼吁研究者把目光从方言内部转向方言外部，从方言本体转向方言的使用者、方言生存的环境以及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去关注、解答和解决方言在使用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汉语方言；方言文化；问题研究《现代汉语词典》“愿景”：所向往的前景。

本文所谈的是笔者个人对汉语方言研究“所向往的前景”。

一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已接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1．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本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体系日趋完备，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

不少高校成立了以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方言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方言与文化研究所、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方言研究所、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基地，等等。

2．学术活动非常活跃除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年会”这样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会议以外，每年还举办多个分区或专门性的学术会议。

分区会议涉及各大方言区或方言地区，尤以粤语、闽语、客家话、吴语、官话、东南方言、海外汉语方言学术研讨会最为频繁，专门性会议例如地理语言学、濒危方言、方言民俗、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等等。

3．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当中，在沿袭传统的描写、比较、分析方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了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新型录音摄像设备、电脑绘图技术、方言调查处理软件、数据库等等，尤其是数据库已经成为方言研究的重要工具。

此外，地*本文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方言文化典藏”（11JZD035）资助。

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也开始逐渐与方言调查研究相结合。

4．研究成果丰硕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2001－2010年十年间，大陆出版的方言专著151部，仅《方言》、《中国语文》两家杂志发表的方言论文就达644篇，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立项的方言研究课题达105项。

也是在这个时期，汉语方言学者完成了规模宏大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调查编写工作（已于2008年出版），完成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的修订增订工作（尚未出版），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2002）。

此外，还创办了《中国方言学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粤语研究》（澳门粤方言学会）等刊物，与已有的《方言》杂志、《吴语研究》、《湘语研究》、粤语会议论文集、闽语会议论文集、客家话会议论文集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丰富的汉语方言学术园地。

二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这“四化”彻底改变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大变革中，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各种语言方言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延续千百年的语言格局和语言生态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

随着这种碰撞和改变，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方言问题应运而生。

以汉语方言领域来说，目前在方言文学创作、方言歌谣曲艺整理、方言节目表演、方言教学、方言用字、方言人名地名、方言鉴别和刑侦、方言信息处理、方言规划、方言政策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中，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无疑是方言的生存危机和保存保护问题。

在当今社会中，汉语方言的使用空间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弱，总体上呈现出日益萎缩的态势，有些方言甚至已经走上消亡之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造成方言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信息严重流失，结果造成文化断裂、文化雷同和文化苍白，对我国优良的语言文化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和不可挽回的破坏。

第二，语言权、母语权是人权的重要体现，同时，方言是一个区域或一个族群内部认同的主要标志，方言的萎缩、消亡大大弱化甚至消解了既有的母语权益以及区域认同和族群认同。

这种状况越来越引发方言使用者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并促使他们奋起保护方言。

在现体制下，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社会对立和冲突。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政府、学术界、社会大众三者中的一方，汉语方言学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呢？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行动呢？这是学术界和学者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像“社会语言学”这样把语言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的学科，但从总体上说，近百年的语言学基本上都把目光和精力投注在了语言结构本身或者说语言内部。

方言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亦莫能外。

汉语方言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本体现象的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汉语方言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看，方言本体的调查和学理研究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这些方言工作者即使穷其一生也仍然无法全部完成这项工作。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只局限于方言的学理研究而不去关注与方言相关的各种“问题”呢？对于部分学者来说，继续做这样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

但对于整个汉语方言学来说，显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已不完全是学者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选择，是一种历史使命。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汉语方言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学科的重点和方向，应该把目光从方言内部转向方言外部，从方言本体转向方言的使用者、方言生存的环境以及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应该去关注、解答和解决方言在使用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让我们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

三这种学术转型就是笔者个人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愿景，为了方便起见，本文称之为“面向问题”。

早在1919年，胡适先生就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他指出：“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然而，当时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是空谈成风，各种理论、口号、“主义”满天飞，“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鉴于这种“高谈主义的危险”，他大声疾呼：“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83：342）可见，“面向问题”不是什么新主张。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方言调查往往是与民风民俗、诗歌歌谣的采集记录以及训读古籍的需求等结合在一起的。

周秦时代，中央王朝每年八月就要派輶轩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方言民俗，西汉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正是在这种传统背景下诞生的。

上世纪初叶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发起了搜集民间歌谣的运动。

在歌谣调查整理工作中，人们自然遇到了方言词的用字、注音、释义等问题，于是提出了调查方言的要求，认为“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载《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此处引自沈兼士1986：42）。

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首先是出于民间歌谣调查研究的需要，而由“歌谣派”提出来的（游汝杰2004：237）。

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有人关注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关注方言的应用问题。

远者如罗常培先生的《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罗常培1989：150－161），贺登崧（W．A．Grootaers）神父对山西、河北等地方言、民俗和宗教现象的调查（参看贺登崧2003：157－163）。

近者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该书论及方言与移民、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历史方言地理与文化背景、方言与地名、方言与地方文艺、方言与民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后有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潮汕文化》（1991），王建设《泉州方言与文化》（1994），侯精一《平遥方言民俗语汇》（1995），李如龙等《福建双方言研究》（1995），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张映庚《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1997），李如龙《福建方言》（1997），李如龙《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1998），罗福腾《汉语方言与民间文化新观察》（1998），罗昕如《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2001），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2001），詹伯慧等《广州话正音字典》（2002），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2002），徐波《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2004），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2004），甘于恩主编《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2005），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2006），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2007），伍云姬《湘西瓦乡话风俗名物彩图典》（2007），李如龙、姚荣松主编《闽南方言》（2008），王新作《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2009），等等。

在日本，也有平田昌司等人的《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1－5分册出版（1994－1996）。

（曹志耘2005）此外，应该指出，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服务的。

近几年来，随着方言生存危机的日益加重，社会各界对保护方言的呼声越来越高，汉语方言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方言的保存和保护问题，并开展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例如，自200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课题（张振兴主持），迄今已出版丘学强《军话研究》（2005）、陈立中《黑龙江站话研究》（2005）、陈云龙《旧时正话研究》（2006）等著作。

自2008年以来，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信司牵头组织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计划对全国所有汉语方言县的有声语料进行调查记录和保存，目前已在江苏、上海、北京、辽宁、广西先行实施。

2010年，由语文出版社申报的“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侯精一、李守业、曹志耘总主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立项，并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项目拟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编写出版20卷分地方言民俗图典，以反映中国方言民俗的概貌。

2011年，“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详见下文）。

同时，“汉语方言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也已被提出来（曹志耘2010），并在社会上得到积极的反响。

此外，“西北方言与民俗学术研讨会”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举行了5届，“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已于2009、2011年连续举行了2届。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科研管理部门的学术导向和评价体系，还是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兴趣，学理研究仍然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