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内向空间透视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03N7050820）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1）中国传统建筑内向空间透视苏畅周玄星摘要从地理环境、生产模式、社会结构、思想意识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整个中国内向含蓄的民族心理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在这种心理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内向而聚的传统建筑空间，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建筑空间内向而聚家国同构民族心理与文化“基地，就是人类最早的永久性聚落的雏形，亦即小村落或原始村庄的雏型。

远古城镇的一种形制，它那种以封闭性作防御的涵义，连同它类似鸟类那样各有自己‘领地’的特点，正具有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历史背景。

”[1]一外观预览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习俗决定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反映在建筑上则出现特点各异的空间形态和群体组合。

然而在不同地区，却处处可见院落的存在，在中国，人们似乎对这种内向空间情有独钟。

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时期，陕西临潼姜寨氏族村落初具规划布局，平面呈椭圆形（图1）。

居住区中心为一个大广场，周围建筑群作环状分布，并分为五个组群，每个组群由小房子围绕大中型房子而形成。

外围挖有护村壕沟作防御用，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心广场。

西周，陕西歧山凤雏村宗庙为一组完整的两进封闭式四合院，主殿居于正中，突出王权的威严（图2）。

有前后庭院多层次之分，显得内向而含蓄。

唐朝，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皇城建在全城北部中央，宫城位于皇城之北，居高临下，俯视全城（图3）。

各城正门连线为全城中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各分布有里坊和市场，里坊和市场区均有高大的夯土围墙与外界相隔。

明清，北京紫禁城，四周围以高大的砖砌城垣，四角有角楼（图4）。

中轴与北京城中轴重合，地位突出，轴线上各建筑及其附属部分，采取严格的对称手法。

通过宫殿、长廊、宫门围合成六个大小形状各异的闭合广场，形成变化多样的空间序列。

明清，华北地区四合院住宅按南北向轴线对称布置房屋与院落（图5）。

住宅四周围以院墙，对外一般不开窗。

院内栽植花木，构成安静舒适的生活空间。

明清，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住宅，沿纵轴线布置房屋，组成几组院落群，整个布局井然有序（图6）。

院子围以高墙，在其上开漏窗。

庭院内凿池叠石、种植花木，环境幽静。

明清，云南高原地区住宅，宅外观方整，四周均为跑马楼，对外不开窗，院内栽植花木，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外围为高墙，形成封闭隔绝的环境（图7）。

内聚空间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主流。

二内在生成1独特的地理区域条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中华民族栖养生息于东亚大陆，地处温带─暖温带，疆域广大，资源丰富。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北边是较难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干燥的盆地和万里黄沙；西南是冰封雪没、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对古人来说难以征服的“大壑”、“巨海”。

地理条件作为文化心理的直接载体，对人们心理及文化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较为封闭的地形足够把个体的人聚集成一定的规模，令他们互相依赖、牵制而组成家庭、宗族以至国家，并建立相应的完整的宗法制度，将家与国和谐地联系起来；广阔的中心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温暖、物产富饶，人们较易生存，以农业为本，自给自足，热衷于安定平淡的生活，不希望受到不稳定因素的破坏，得以将传统的家国模式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的文化心理，保证了中国文化独立而延续地按自己的秩序发展。

2抵抗侵扰的防御心理与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在民族疆界打破、民族融合之前，中原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于逐水草而居、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他们始终认为是非我族类并以狄戎等称之。

而游牧民族对中原富庶物产的觊觎从不间断，尤其是气候不利或冬季来临的时候，马背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打上种田人的主意。

因而中原人得时时防范其侵扰，或干脆主动不失其利地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秦始皇开创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象力，修筑万里长城以却匈奴，并使之延续下去。

作为中国这个大合院的院墙的长城，一方面防御着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略，另一方面也阻隔了汉族与游牧民族乃至其外许多民族的交往，使得其与外部世界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与青藏高原和太平洋一起把中国宁静、成熟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图8）。

古代统治者似乎就是试图依靠长城这个代表着封闭、保守的外在形式的帮助，保持社会的单纯性，来维持自身的长久统治；久而久之，成就了中国人听天由命的观念和依赖土地的思想。

农耕人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平安宁，以安土乐天为生活旨趣，组成具有区域性质的自然经济社会。

这种思想感情在古人中长久不衰，从中国历史中无处不在地表现出来。

既然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那么，他们干脆在中国这座古老的无形大合院里，安分地守着这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祥和，悠闲地唱着日出日落、朝代更替的田园牧歌，去创造成熟灿烂的农业文明和黄土文化。

3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要依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权主义。

历代统治者将“大一统”视为朝廷之首务，往往不惜代价以维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的信条。

因此自古以来“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王权与道德高度结合产生了以大一统为宗旨、贯穿着伦理原则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心理结构。

唯有一统，才有安定，这永恒的法则在某一方面成就了“自然是驱使人们团结的力量之一”的说法。

如最具现实意义的黄河泛滥，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中央集权机构，适时地指挥、联合人众将灾民从黄河的威胁之下解救出来，同时在灾后积极制定救灾政策，并组织人们疏通河道改良自然条件，等等。

正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央集权起着一种职能上内向凝聚的作用。

4儒学礼制的思想约束使我们的黄土文明得以长久延续巨大凝聚力的，还在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汉时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

儒学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统一融合其他学派，并无数次击败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使之无条件地中国化，保障了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稳稳地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不断发展的一元文化体系。

由于统治阶层的力倡、力保，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向心力。

儒家的整套思想完善了宗法和礼制制度，规范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伦理道德和人生理想。

在其渗透影响下，中国庞大而分散的小农阶层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自动本着守望相助的良好愿望聚集而居，并将这种凝聚力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体化之中体现高度的家国一致性，从而有效地组织成有秩序的稳定社会。

稳定社会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素质，构成民族文化深层紧密的联结网，纵横交错地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牢牢地锁定在经久不衰的民族内聚力这个基础之上。

古人重视“家和万事兴”和“一体”观念，在传统上以家庭为本位，认为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具体而微。

他们乐意在这样的环境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3]，宁愿“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恰如白居易《朱陈村》一诗中所写：“头白不出门”、“生者不远别”。

内向而聚的生活表征与古人注重内求而忽视外求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他们不刻意地外向追求有限的事物，凡事趋于在自身上主观求解，重视自我意识的完善和对内心世界的探求，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3]。

全国上下皆提倡以修身为本，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等过程来完成人格修养的自我完善，只有“修身种德”才是“事业之基”[4]，故以此为基点自然而然地形成内向含蓄的性格。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古人往往也是冷峻的、理性的，抱定的是“以我化人”、而不是“以人化我”的心态。

正是中国人这种内在的韧劲，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延续了数千年。

三实体构建充足的养分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向而聚的文化心理土壤，足以培育出具有内向而聚特征的各种社会事物，令它们扎根下来，建筑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亦为其一。

在建筑上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建筑空间的内向而聚，包括从城市的大空间到庭院的小空间，或者从初期的氏族聚落到后来的城市都是如此。

当农业从狩猎渔猎活动中分离出来，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长久性的定居有了可能，产生了固定的居住点──村落，从而所有的生活都与家联系在一起。

人类定居下来后，逐渐进入地面木构建筑时代。

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凝聚力作用下，当时的居民以家庭、宗族等方式聚集而居形成密集型的聚落。

聚落的布局与氏族公社社会结构相适应，有着类似的特征，即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并以壕沟与外界隔离，形成相对封闭的、内聚的生活空间。

姜寨的布局形式，就反映着氏族公社生活的情况，真实而直接地体现了氏族内团结向心的精神。

若干单体建筑与墙、廊等围合便形成环形的封闭结构──合院。

一个独立的院落是一个独立的小型建筑组群，这样的布局自然地适应了宗法家庭的构成。

扩而大之，院落与院落的组合，就组成中型或大型的宫殿、寺观、祠庙、衙署、邸宅等建筑组群，它们都具有空间上聚合的共通点。

既然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一致，那么为最普遍的基层人民提供住所的民居，不管在中国大地东西南北，不论是南方地区的民居，如浙江的“十三间头”、福建的厅井住宅、广东的“爬狮”和“四点金”、云南的“一颗印”和“四合五天井”等，还是北方的民居，如北京的四合院、吉林的“一正四厢”等[5]，它们的布局大致类似，均采用以庭院为中心，由房屋、廊、墙等围合而成的较为封闭的合院。

仅因地理、气候条件及生活习俗的差异在细部上有所不同，如南方的庭院相较于北方的开敞，开窗较多以利通风等。

庭院最能体现合院中内向而聚的空间感，庭院空间将各单体建筑联结起来而成为一个功能整体，适合古代宗法制度的要求，适应家庭聚居的需要。

对外来说是家庭内部的私密空间，外人不得随意入内，对内来说是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充满了天伦之趣，营造出内向的、安全的居住环境和宁静的、亲切的住宅气氛。

城市的发展使之生成为“城”与“市”的结合体。

城是围合城市的城墙，市即是为商品交换提供的场所。

城市作为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修筑城墙成为其主要的军事防御措施。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从春秋到清朝，各朝都城都有城郭之制（秦始皇时的咸阳除外）[6]，并以宫室为主体。

城中的宫室是统治者的住所，其格局其实是普通四合院的放大，即以宫殿、长廊和城墙等围成大庭院或广场，对于其自身来看同样是内向而聚的空间，满足居住上的使用功能；放在整个城市中便形成了以王权统治为核心、在政治上具有内聚导向作用的城市空间，因具有神秘感而成为自我标榜为“上天代言人”的统治者的住所，以其封闭性拉开同市民在地域与心理上的距离，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

城市体现了中央集权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所需要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寄托，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庇护场所，城墙、宫墙、院墙，无处不见的“墙”圈起了一个个大小不同但性质相同的空间。

它们的存在都是出于共同的目的──给予人们安全感，并有助于统治者唯我独尊地有效控制、管辖其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