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散文

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

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萌发要早于其他民族，上古时期即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区分。先秦历史散文是先秦史官制度的产物，除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以外，历史散文的搜集成书大多是在口传历史的基础上经史官整理加工而成。

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如下：早期的《尚书》完全是史官所著录的三代时期的王室的诰命、誓言和其它大事，就其文体而言，有誓、命、训、诰、歌、典等体，多为当时言辞的记录，是记言之史的开端。

之后的《春秋》则以编年体的形式纲目式地记录历史大事件，从文体上观察，具有书面语的简明与谨严特征，显然保持着史官笔录的体式，可以说是记事之史的开端。

战国初年成书的《左传》、《国语》也是在大量口传历史及史官记录的基础上经加工整理而成，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官方著作。

至于《战国策》，则主要是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辞或书信的汇编，属于私人著作的范畴。从历史散文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其文本的官方色彩逐渐减弱，私家著述的特征逐渐加强。先秦历史散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越往后，作品所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越谈。

2 、古史“记言”、“记事”的区别，在《尚书》、《春秋》还十分明显，而后就逐渐不分了。

3 、越后的作品文学色彩越浓，史学的严格性相对减弱。

第一节《尚书》《逸周书》与《春秋》

一、《尚书》

（一）、释名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汉代改称为《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为《书经》。

（二）、《尚书》的流传

《尚书》的是夏商周时期原始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其编辑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周易》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墨子》一书多次征引《夏书》。《尚书·多士》云：“殷先人有典有册。”可知在殷商时期已经辑成了《尚书》的初本。起初其中各部分可能是单独流传的，今传本《尚书》的结集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其最终形成可能在西周后期。《左传》、《国语》所记春秋时期人物屡屡称引《尚书》以为说理之据，已经目之为经典。春秋末年，据说孔子曾重新整理编订过《尚书》，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战国时代，诸子引《书》亦十分普遍。

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灭学，《书》亦在被禁之列。济南伏胜于夹壁中藏《书》一部。汉兴，伏胜取所藏之书，散佚余二十八篇，授徒齐鲁间。汉文帝刘恒欲召见伏胜，年已九十余，无法应诏，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错就伏胜习《尚书》。伏胜二十八篇本，用汉代通行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

又有古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

（三）《尚书》的内容

《尚书》作为政治历史文献，集中汇集了上古时代的统治意识和施政经验。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而成的。其史料也有一定的事源，文字或非其时，但事或有据。其中的《尧典》和《皋陶谟》，反映了传说中的尧、舜、皋陶等著名政治家孜孜不倦、忧劳治国的奋勉精神，包括禅让、巡视天下、选贤授能及治水等事迹。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体现了殷代的神权政治观念和迷信思想。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其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接近原貌。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显示周初统治者的尊天、敬德、重农、保民的思想。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作于春秋前期的《秦誓》则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悔过自责之词。

（三）《尚书》的文章的文学特点

《尚书》文体多样，包括典、谟、誓、命、训、诰、歌等，大多为记言体散文，文字艰深，古奥朴素。开后世同类文体之先河。

《尚书》总体语言风格是质直朴素，往往直截了当，较少藻饰。但有的篇章也大量运用比喻说理叙事。

《尚书》中有的篇章运用韵文说理，显得独树一帜。如《洪范》、《禹贡》、《盘庚》等。

《尚书》中的神话传说不同于后世诸子，也反映出较强的文学性。

二、《逸周书》（略）

三、《春秋》

（一）释义：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仅鲁国之史存，“春秋”便成为鲁国史书的专称。

《春秋》一书，经孔子删益，因而成为儒家主要的经典。

（二）《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记事以鲁十二王为序，共 242 年的历史（前 722 ——前 481 ）。只是纲目式记载历史，文句简短，几乎没有描写成份。

（三）“春秋笔法”：就是《春秋》在记事时，选择恰当的词语来暗寓褒贬之意，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判。明王道，褒周宝，辨是非，别嫌疑。

《春秋》的语言很有特色，往往简括而有力，“简而有法”（欧阳修语），“一字见义”，“一字褒乏”。因此很受原后世史家推崇。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云：“师范亿载，规模万世，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即是指《春秋》的语言的精炼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春秋》）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铖。”也是此意。

第二节《左氏春秋》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其名称始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司马迁则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产生于战国初期，在历史散文发展过程中，是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的桥梁，是战国时代不可否认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一、作者问题

司马迁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则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司马迁传赞》）从其文看，《左氏》与《春秋》叙事并不一致，原本单行，晋杜预始裂《左氏》而附于《春秋》。《左氏》原必为瞽史讲诵历史之纪录。唐啖助曾说过一段值得注意的话：“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春秋集传篡例·三传得失之义》），啖助以左氏为丘明，《左》为广采当时文籍及“口传”之语而成，诚为不刊之论。

二、思想倾向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在为政之中重视民心民意，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春秋以前，统治者把政权的更替、政治的好坏归因于神的意志或抽象的“天命”。因此政教的重点表现为祭祀神灵以保有天命。春秋时期的占卜文化与祭祀文化都出现了道德意识与神话思维相抗衡的情形。如内史过、晏婴认为神的意志以道德和民生为决定因素。富辰说：“大上以德抚民”，赵衰所说：“德义生民之民”，延州来季子说“务德而安民”等，都认为国君治民，如不能安民保民，富民勤民，必然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