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梭伦改革

浅析梭伦改革摘要公元前594年，古希腊著名立法家梭伦进行了具有宪政意义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在经济上，废除债务奴隶制，鼓励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统一度量衡，改革币制；在政治上，改革严刑酷法，打破贵族世家控制城邦政制的传统格局，确立了包括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公职选举、公民陪审等以公众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

梭伦改革一方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完善了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提供了制度保证，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对梭伦的伟大改革惊叹不已的同时，我们认识到他的温和而有效的改革技巧、中庸的改革理念、民主法治的思想等等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梭伦改革；解负令；民主；中庸前言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行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实现一次次的进步，改革是很重要的一项举措。

所谓改革，是以自上而下、和平的方式，革除已经过时的旧制度、旧文化和旧思想，创造富有生机的新制度、新文化和新思想，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改革是相比暴力革命的等方式对社会造成损害较小的方式，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时历史的进步。

随着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开始，雅典这座城市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在古希腊的历史中雅典城邦占有中心位置。

雅典位于希腊城邦本土东南的阿提卡半岛，依山傍海、境内有平原、山区和海岸区三种类型。

全境多山、瘠薄多石不适宜农耕，但能为手工业提供一些原料。

由于它处于希腊本土与爱琴海的小亚细亚联系的前缘地带，而且有曲折的海岸和优良的港湾因而具有发展工商业的良好条件。

雅典这种地理条件对于它成为一个开放的和多样化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地位、影响以及它留给后世的遗产，都是其他城邦无法比拟的。

它创造的政治文化代表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主流。

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发展、最终达到民主制的繁荣，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实现的，如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等等，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它的政治发展是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典型，它的民主制度是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突出代表。

本文将从社会背景、措施、影响以及关于梭伦改革的几点思考来对题目进行论述和分析，发现在改革措施方法和措施上的智慧，为现代社会的各项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一、改革的背景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城邦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政治上，贵族政治是少数贵族的集体统治，普通公民没有权利参与政府的运作。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前的形式时指出，平民感到不满的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他们的奴隶的地位，其次是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

[1]经济上，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一贫如洗，还欠下富人许多债务。

还不起债的人，有些依照契约沦为“六一汉”，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

有些则被迫逃亡异地。

穷人的处境每况愈下，但富人却在法律的保护下累积了巨额的财富，骄奢傲慢，一些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形成，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下层平民与上层贵族矛盾尖锐，“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似乎已达到顶点”，甚至平民已经准备以暴力来实现变革，“整个城邦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2]冲突已经不可避免，雅典城邦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

公元前594年，梭伦就在这一背景下担任了雅典的首席执政官，面临着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希望继续拥有自己的利益这两方面的压力对雅典城邦制度进行了改革。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一) 经济上的措施1.颁布“解负令”。

这项法令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豁免一切公私债务，一举解放了债务奴隶，还那些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以自由，并由城邦赎回那些因负债而被卖到异邦的雅典人。

这一措施恢复了雅典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有效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为主奴两个阶级，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

2.制定并颁布关于遗嘱的法律。

在梭伦改革前，死者的全部财产必须留给自己的家族。

但是梭伦却允许没有儿女的人可把自己的财给予自己属意的人，从而使财产权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具有了纯粹个人的性质。

还颁布了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的公民的家属等法令。

3.扶持手工业和商业。

采取一系列促进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

必须让子女学会一门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

4.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

促进了雅典城邦经贸发展，通过一系列措施奠定了雅典工商业繁荣的基础。

（二）政治上的措施1.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以财产多寡划分公民等级。

梭伦把雅典城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年收入达五百斗（包括粮、油、酒等）的人为第一等级，称五百斗级；每年收入达三百斗或能养一匹马者，为第二等级，称骑士级；每年收入达二百斗者为第三等级，称双牛级；其余收入不足二百斗者为第四等级，称日佣级，他们家务恒产，以佣工为生。

不同等级为城邦尽不同的义务，同时，相应的享受不同的权利。

义务中主要是军事义务。

其中前两个等组成骑兵，即自费装备骑兵，第三等级是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是轻步兵和水手。

前两个等级还要负担“社会义务”，即担负一些公共事业的开支。

这四个等级都具有公民权，参与公民大会、陪审法庭、选举高级官吏。

但根据他们财产寡多和所服军役轻重，分配给各等级的政治权力又有所不同，只有前两等级的公民才能担任执政官和司库官等高级公职，第三等级公民只能担任次要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公职。

公职人员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从这些人中抽签选举。

这些改革虽没有实现全体公民的平等，但是它打破了贵族凭借世袭特权对官职的长期垄断，并为非贵族出身但主要通过贸易而拥有雄厚财力的公民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

2.成立了四百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

四百人议事会由四个部落各选100名代表组成，（在各部落中，除第四等级外，其他的三个等级的公民均可担任代表）有相当大的权力，负责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准备和预审公民大会的提案。

梭伦把它与元老院视为使国家稳定的“两只锚”。

3.提高了国民大会的地位，并规定所有等级的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

虽然在事实上公民大会的权力很有限，其议程皆由四百人议事会决定，但它依然是促进雅典民主制发展的重要举措。

4.首创了陪审法庭制度。

年满三十岁的各等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参加陪审法庭。

它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梭伦时代雅典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机构。

每一个等级的公民均可以担任陪审员，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

这一改革打破了贵族对司法的长期垄断，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5.改革了严酷的刑法。

在梭伦改革以前，雅典行使的格拉古法及其严酷，公民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均要判死刑。

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

梭伦上任后对酷刑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除杀人罪外其他犯罪的死刑。

三、改革的结果和影响作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实施改革时需要权衡雅典各阶级的利益，保持富人与穷人之间得到平衡与协调，故而改革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经过之后的僭主庇西特拉图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见渐显良效。

这些改革对推动雅典在整个希腊世界的崛起与持续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梭伦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

改革创建了民主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公民行使政权的民主规范，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根基，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他创立的陪审法庭制度以及对刑法的改革至今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四、对梭伦改革的几点思考（一）从人治到法治不得不承认的是，梭伦是一位出色的立法家。

针对当时雅典民怨沸腾的严峻形势，他颁布了“解负令”，平复了穷人的怒火。

缓和了平复之间激烈的矛盾。

在政治上，他以财产为标准划分城邦公民等级，确立了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公民陪审法庭等制度，既废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又不过分引起贵族的反感，同时又为民主制度的发展埋下了基石。

他改革了雅典严酷的刑法而施以较温和的刑法。

此外，他还颁布了其他一些法令，如任何人都可以为了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利益对他人（包括一切官吏）提出控告：外邦移民，只要不违反城邦的法律，在受到危害时，亦有权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婚丧节庆仪式中挥霍无度。

这些法令即使现在看来，亦有值得借鉴之处。

梭伦制定的法律无疑是合理的和深刻的，但更令人赞叹的是他的法律理念和法律精神。

梭伦并不盲目的相信法律条文，若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有效地实施，那么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

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依赖各方利益的支持。

他认为，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制定这样的法律，使他们都明白，遵守法律要比犯法好得多。

他不奢望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是制定“他们愿意接受的而最好的法律”。

梭伦还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如他所说：“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3]为此，在梭伦的司法制度下任何一个雅典公民都可以毫无风险的起诉他人，让城邦官员成为法律的奴仆。

在他的法律之下，没有哪个阶层可以享有不合理的特权。

良善的法律意识、深入人心的法律观念以及逐渐形成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促进了雅典人治向法治的过渡，在今天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时候，我们不妨学习梭伦的法律智慧。

我们最需要的不仅仅会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更是一种思维上的突破，要把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心里，让公民们能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有持久生命力的法律文化。

如果这样，那么在若干年后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法律体系依然不是很完善，但是法治社会却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

（二）和平的政治转型巨大的的贫富差距以及尖锐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贫富对立的雅典城邦推向了内战的险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能有一个人，既不诉诸，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中方案，不仅平息了社会的暴乱，也推动了雅典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为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奠定了基石，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能不说梭伦的和平改革是一个奇迹。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梭伦的改革虽然是和平而有效地的，但同时也是缓慢发展的和渐效的，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以及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凹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科学合理的政策以实施改革，亦需要各阶层以冷静的头脑、理性的思维和沉稳的心态去对待这些改革。

合理的改革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期待的效果，但它需要时间的沉淀。

正如某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民主是好的，但是也是需要条件的。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积累这些条件。

（三）中庸的思想“至于我,在他们之间正如一根界桩,立于对峙的双方的分界线.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的占据优势。

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4]梭伦的这句话，正是中庸思想的写照。

这或许与梭伦的出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