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汉语存在句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二十年来汉语存在句研究回顾与展望

存在句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建国前由于各家都在忙于建构汉语语法体系，所以存在句只是在讨论别的问题时被顺带提及。建国后，语法学界掀起一场汉语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谈到了“台上坐着主席团”“这里（这时）来了一个人”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是存在句的句子。经过这次讨论，存在句才真正地从其它研究对象中独立出来。

一、研究回顾

文革后，大陆语言研究逐渐复兴，存在句的研究在此期也得到蓬勃发展，并走向深化。表现为以下两个趋势：一是对汉语存在句的共时研究有新的进展；二是相关的历时研究也开始初露端倪，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一）共时研究

1．存在句本体研究进一步深入

首先，定性上，一些学者运用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和配价理论对存在句继续进行本体研究，尤其是高顺全（2005）、潘文（2006）等人对与存在句性质密切相关的句首主语的语法性质取得一些新的认识。高顺全提出了“非典型主语”的结论，认为存现句中处所词的主题性质非常明显，如果认为语义成分（主事/施事）语法化而成的主语是典型的，语用成分（主题）语法化而成的主语是非典型的，那么存现句中的处所词语都可以看成是句子的主语，只不过是非典型的。潘文依据对主语的认识，即主语不仅要与做谓语的动词在语义上有选择关系，而且还要位于动词之前，认为存现句中有一部分是主谓句，一部分是非主谓句。

其次，定量上，存在句的分类更加细化。学者根据动词语法意义的不同将存在句划分出许多下位句式，如张学成（1982）把“台上玩着把戏”这样的句子列为“动态动词句”。宋玉柱（1988）和聂文龙（1989）分别做了进一步分类，宋氏根据动词体态分作两类：一类“进行体的动态存在句”，动词表示进行体，后边带助词“着”；另一类“完成体动态存在句”，动词表示完成体，后边带“了”。聂氏则把动态句分为能同趋向动词自由组合的“位移类”和不能组合或有限组合的“非位移类”。另外，静态存在句的范围也被扩充，宋氏先后将“定心谓语存在句”“名词谓语存在句”“经历体存在句”“范围谓语存在句”纳入静态句系列。其他颇有特色的分类还有吴卸耀（2006），他提出依据“情态（静态、状态）”“极性（肯定、否定）”“现实性（现实、非现实）”和“时体（持续、非持续）”这四个标准来分类。

再次，对存在句内部各构成成分的研究也空前深入。自从范芳莲（1963）把存在句分为A、B、C三部分后，许多学者也一直这样沿用。有专门对B段动词进行研究的，如孙宏林的《由“V+有”构成的存在句》、胡建刚的《述语为“有”“是”“在”的存在句的语义、句法分析》等；有考察句首方位词、处所词以及介词短语的，如冯志纯的《试论介宾短语作主语》、潘文的《论方位词做存现句

A短的条件》等；还有对C段存现宾语做研究的，如宋玉柱的《评“存现宾语”》。

2．研究的方法、理论不断创新

张学成（1982）首次把动词配价理论引入存在句研究，用来分析动词与其后名词的语义关系，认为“存在句语调的核心（nucleus）一般落在表示存在的事物N2上，就是说N2是信息焦点。”唐立中等人（1993）则运用信息理论对存在句不同句式的体现作出了功能主义的解释。

冯广艺、魏红（1999）从修辞角度研究存现句的变异作用，提出“存现句的变异，……形式上是前、中、后三段各个位置上的词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意义上是把原来不可能存在、出现或消失的人或事物变得可以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从修辞上讲，存现句的变异主要是言语表达者运用了修辞手法，包括辞格和超常搭配。”

潘文（2006）采用三个平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语用以及语体角度对存现句的使用进行调查是其研究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在不同的语体中存现句的分布特点不同，句法结构上也有较大的差异；句法结构不同的存现句，在语篇中的作用也不相同”。

近年来还有人运用认知理论对存现句作解释。如胡文泽（2004）“以认知功能语法的时空概念原则为基础，以语言的交际功能原则为出发点”，分析了存现句和存现并列紧缩结构，指出“它们的句法组合是‘场景先于目的物’和‘包容空间先于被包容物体’等汉语说话人关于时空关系的程式化概念的明澈反映，这些结构不但以汉语说话人的概念结构为动因，而且受到呈现、描写等语句交际功能和语句自身信息发展导向的制约”。王葆华（2005）则运用Talmy认知语义学理论对汉语存在句中“着”和“了”互换现象进行了认知解释，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在认知模式和观察方向上存在着差异”。

3．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

胡明扬的《海盐方言的存现句》把研究的视点伸向现代汉语方言，开创了存现句研究的新领域。温晓红的《主题突出与汉语存在句的习得》从第二外语习得的角度切入，对汉语存在句的习得情况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主题突出是汉语存在句习得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的结论，温氏的文章令学界耳目一新。还有不少学者用汉语的存在句与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存在句进行比较研究，如田文琪的《存在句的俄汉对比》、金岩的《汉语存现宾语在朝鲜语中的对应形式》等。可以说，这些论文均给存在句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二）历时研究

此期最具亮点的是存在句由以往的共时研究逐步转向历时考察，这一转折是伴随着储泽祥等人《汉语存在句的历时性考察》一文的发表而正式拉开序幕的。目前虽然相关论述还不是很多，但却是一个可供大家深入研究的新领域。

储泽祥认为，存在句的形成发展可以以宋为界分成两个时期：之前是“有”字句、“是”字句、无中段句和唯后段句的形成发展期；之后（包括宋）的这一时期，是“V着/了”句的形成发展期，其他几类仍在继续发展。其中，“有”字句出现最早，先秦就已存在，并且数量最多；“是”字句比之晚些，较早见于《史记》；无中段句在先秦汉语里主要表示自然现象的存在，后来逐渐没有这种限制；唯后段句在先秦不多见，魏晋以后逐渐多起来，主要出现在描景状物的语段中。对于“V着/了”句的形成，储氏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表示事物存在的“处所＋V（“有”“是”类之外的一般动词）＋事物”格式的出现；二是“着（著）/了”虚化为句法标记。作者认为“处所＋V＋事物”格式较早见于汉代，但不少此格式的句子并不是以表现后段事物存在为主的格式，有些表活动的意义比较明显，到了唐代在敦煌变文里表存在的句子才比较常见，据此作者认为唐时“V着/了”存在句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经作者考察，“着（著）/了”虚化为句法标记是在宋代，作者认为“V着/了”存在句的成形就是在宋代，但二者发展也有差别，“V着”存在句在元代大量涌现，而“V了”存在句的广泛使用则在明以后。

受该文的启发，个别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古代汉语层面，如：张觉的《〈孟子〉存在句式变换研究》和杨晓敏的硕士毕业论文《〈三言〉存在句研究》。

当然，这方面工作做的最多也最有成果的要数王建军，他在《从存在句再论〈山海经〉的成书》和《〈老乞大〉与〈朴通事〉中的存在句》里对文献中的存在句做了详尽的调查和描写，最后都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探讨了二书的成书状况；他的《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唯一一部有关存在句通史研究的专著。书中王先生从三个平面的角度对存在句的历时演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存在句的结构类型是由单一走向繁多的，最早的形式是无中介的判断句（即储氏的“无中段句”，作者按），之后逐渐发展出非行为的中介动词句，如“有”字句、“无”字句、“为”字句、“是”字句等，接着又萌生出以行为动词为中介的存在句（包括储氏提出的“处所＋V＋事物”格式以及其后发展出的“V着/了”存在句，作者按）。作者指出由无中介到有中介再到多元中介，这是存在句的一条格式化之途。就行为动词句而言，王氏认为其中介又经历了由静态动词向动态动词的演化过程。通过语料调查，作者发现存在句语用类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叙述句和判断句先出，描写句则相对滞后，在整个上古和中古时期，存在句都以叙述句占主导地位，从近代开始，描写句则摆脱附庸的地位，一跃成为存在句的主宰句类。

二、研究展望

首先，存在句的界定不明确。存在句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所认可的定义和范围，虽然很多时候都在使用同一个术语，但所指却并不相同。以时间词充当A 段的句子能否进入存在句之列？存在句的下位句式有那些？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它和隐现句的关系如何？句首处所词是主语还是话题抑或是状语？界定是开展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研究对象统一了，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进行，今后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