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治军的失误及启示

杂于利害——《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治军的失误及启示摘要：杂于利害的谋略思想，在实际应用中就是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利、害两个方面的问题，要避免思维上的片面性，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而忽视有害的一面，事情就不能顺利解决，只考虑到有害的一面而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就会畏首畏尾不敢向前。

在军事行动中，往往有利的行动中包含着危险的一面，因此不能因为危险就停止行动，在人才的使用中，有的人善于伪装，使人们只看到他好的一面，而有的人虽然有缺点，但他主要方面是可取的，对这样的人，不能只看到其缺点而不予重用。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失误就在于军事行动中，使用人才时，往往缺乏杂于利害的考虑。

关键词：杂于利害；《三国演义》；诸葛亮；用人治军；失误；启示《孙子兵法·九篇》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意思是说智慧的将帅考虑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利害两个方面。

杂于利害的谋略思想，在实际应用中就是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利、害两个方面的问题，要避免思维上的片面性，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而忽视有害的一面，事情就不能顺利解决，只考虑到有害的一面而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就会畏首畏尾不敢向前。

在军事行动中，往往有利的行动中包含着危险的一面，因此不能因为危险就停止行动，在人才的使用中，有的人善于伪装，使人们只看到他好的一面，而有的人虽然有缺点，但他主要方面是可取的，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只看到其缺点而不予重用。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智绝”和“忠贞”的典型，作者对他的“智”、“忠”的刻画达到了现代人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度。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殚精竭虑，披肝沥胆，是一个光辉而成功的典型，是我们民族精神生活中产生广泛和深刻影响的人物。

当我们用现代人的身份重新阅读《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名著时，我们的眼光应透过笼罩在诸葛亮头上的层层光环，捕捉、认识、审是、思考他作为一个“人”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与失误。

这不是在吹毛求疵，而是一个研究者理应做到的。

具体地讲，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失误是在军事行动中，在使用人才时，往往缺乏杂于利害的考虑：不听从魏延兵出斜谷的建议是过多地考虑了害而忽视利；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就眼前来说对国家有利，但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使用马谡、杨仪是只看到了二人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二人不足的一面；不敢重用魏延是只看到魏延的骄傲，而未看到他的大将之才；选拔姜维作他的接人，是只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而忽视了他的政治素质，忽视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应变能力。

下面我们就从诸葛亮一生的利害得失谈谈他的用人治军之道。

首先来看诸葛亮的用人。

诸葛亮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将苑》中他提出过人才的七条标准。

并在实际中提拔过蒋琬、杨洪等人。

但他用人最大缺陷是求全责备，如：以魏延居功自傲而不肯重用，却以无才干的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马谡是一个极称职的参谋，曾两次给诸葛亮出妙计，仅仅因为此孔明就把他提升到独挡一面的武将使用，可见孔明用人之偏颇。

诸葛亮生前任丞相且负责军事，致使权利分散，不能协调政治与军事，以至于身后姜维被奸臣陷害，在治国为政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魏延是蜀国文武全才的一员大将，《三国演义》中说他是降将，而史书《三国志》中单独给魏延立传，说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

”可见他很早就跟随刘备了。

刘备慧眼识英才，十分重用魏延，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提拔魏延为汉中太守。

魏延在历次大战中均未打过败仗，诸葛亮常用他作先锋。

罗贯中虽然丑化魏延但他并未否定这一事实。

建兴八年魏延深入羌中，大破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升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而诸葛亮一生的爵位也只是武乡侯，由此可见魏延的才能和地位。

《三国志·杨仪传》说：“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魏延性傲，同丞相长史杨仪有矛盾，二人势成水火。

据《三国志·费祎传》载：“军师知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举刀吓唬杨仪），仪泣涕横集（如此胆小诸葛亮为什么竟爱惜他的才干呢？）。

祎常入其坐间，谏谕分别。

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救之力也。

”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导致了以后的悲剧。

诸葛亮深知二人矛盾却不加“偏废”这是他的重大失误，他没有看透杨仪这个伪君子。

刘备比诸葛亮重视魏延，刘备占益州后令关羽守荆州，令张飞守巴西，令魏延守汉中，刘备把魏延放在同关羽、张飞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对待魏延实在是超过了其他将领。

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蜀兵退，途中魏延与杨仪发生了一场混战，战斗的地点在南谷口，由于魏延带的是先锋部队，杨仪带的是主力，杨仪打败了魏延，于是反叛的罪名就落到了魏延的头上。

《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用锦囊妙计令马岱杀魏延，纯属虚构。

诸葛亮应该在临死前明确由魏延接替他执掌军中大权，罢废杨仪，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见他并无先见之明。

《三国演义》中载：魏延被杀后，杨仪并未当是丞相，而是蒋琬接替了诸葛亮，杨仪十分不满，对费祎说：“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一百五十回）。

费祎奏与刘禅，刘禅大怒，欲斩杨仪，蒋琬劝住。

遂贬杨仪赴汉嘉郡为民。

杨仪羞惭自刎而死，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三国志·杨仪传》对此有相同记载。

孔明看不透这个人真是有眼无珠。

《三国演义》中写魏延谋反，但其中仍可见魏延智勇双全，魏延与杨仪各带兵后退，二人都表奏对方谋反，事实是二人都向南行，并未谋反，若真谋反必北投曹魏。

魏延速行，烧了栈道，挡着杨仪去路，由此可此见魏延之谋。

魏延横刀立马，无人敢敌。

魏延同马岱取财郑时，连姜维也不敢出战，急令拽起吊桥，由此可见魏延之勇武。

魏延死后，蜀国再无人能敌魏国司马家族，诸葛亮不用魏延为其接班人使蜀国早亡。

我们应该看到，于蜀国三足而立的魏国曹操之后有曹真、司马懿，再之后有钟会、邓艾等大将，东吴周瑜之后也有鲁肃、吕蒙，再之后有陆逊等，而蜀国诸葛亮这后再无将才，蒋琬，费祎循规有余进取不足，姜维只能打仗，毫无政治头脑。

蜀国之亡就亡在无人才。

蜀无人才与诸葛亮用人不当关系甚大。

假若蜀国内有良才、智士，在邓艾渡过阳平之后，能迅速出兵击败邓艾，蜀国也不至于亡得那么快。

诸葛亮用人不当还体现在使用马谡这个人，刘备临死时明确告诉诸葛亮：“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

”孔明不听良言却把马谡派到街亭这个军事要地，结果马谡一败导致了首发中原的全面失败，由此可见诸葛亮用人乏术。

在大的战争中把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没有作战经验的人放到战略要地，不能不算一个大的失误。

刘备知魏延之可用而重用，孔明知魏延之智勇而不重用；刘备知马谡之不可用，孔明却重用。

杨仪作为丞相长史常随孔明，孔明竟看不透其为人。

由此可见刘备之胜孔明。

诸葛亮任用姜维作他的军事接班人，然姜维实在不是大将之才，不过只是有点小聪明罢了。

诸葛亮在世时防备阴平小道，诸葛亮一死，防守阴平的大寨就空了。

姜维虽然打过不少胜仗，但他不是司马昭、邓艾、钟会等人的对手。

姜维攻狄道时中了邓艾的计：“鼓角震地，火光冲天……于是蜀兵皆退于汉中。

维自断后，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维退入剑阁之时，方知火鼓二十余处，皆虚设也。

”（一百十回）取上邽时又中了邓艾的埋伏，陷入重围，若无张嶷死救，早死于乱剑之中。

此后的交战中，姜维也是胜多败少。

这是姜维不善用奇兵的结果。

诸葛亮用这个不善防守（不守阴平），又不善进攻的人为大将，蜀国的灭亡也有他的责任。

下面我们再看看诸葛亮的战略眼光和在实际中的运用。

诸葛亮初见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以荆州为家，后取益州，以益州为业，联吴抗曹，以完成大业的战略决策，这个计划后来被刘备伐吴破坏了。

我们看看诸葛亮在隆中的分析，孔明当时说：“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为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

惟将军图之。

”（第三十八回）。

言罢，命童子取出一画轴，挂于中堂，指着对刘备说：“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

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第三十八回）孔明这一宏图，符合当时实际，也符合后来事实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到孔明的战略眼光。

孔明辅助刘备后，用兵博望坡，火烧新野，游说东吴，草船借箭，巧取荆襄，尽展其军事才能。

赤壁大战后，在孙、刘关系紧张，周瑜身死之时，孔明渡江吊孝，促使孙刘联合得以继续发展。

后来又取西川，此时孔明有一大失误，不该留关羽守荆州，他应该从关羽的平常行为中看到他有可能破坏“联吴抗曹”的方针。

更不应该的是他令关羽进攻樊城，这直接导致了荆州的空虚。

关羽进攻樊城时，孔明应撤回一部分军队增援关羽，或让关羽据险力守而不应轻易出击。

不知为什么孔明竟未派一兵一卒。

刘备伐吴失败后，不久就死于白帝城，刘备托孤于孔明，此后孔明独揽大权，事无巨细必躬亲，养精蓄锐后，六出祁山，但他对司马懿并无办法，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千古遗恨。

孔明在这段时期内的重大贡献是七擒孟获，使少数民族臣服，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而此时他的重大失误是不能唯才是举，为他身后的蜀国留下有用之才。

因此后来费祎才发出：“蒋琬、董允皆相继而亡，内治无人。

”（第一百七回）这样的感叹。

孔明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制定联吴抗曹，三分天下，以荆襄为家，以益州为业，然后等待“天下有变”之机，一路兵出荆襄攻宛、洛，一路兵出益州经秦川攻魏的战略方针；二是治理蜀国，在他未死前保住了蜀国不亡。

在实践过程中他完成了计划的前半部分，即：三分天下，以荆州襄为家，以益州为业。

但天下未变之时，蜀国内部即发生变化，关羽败走麦城，失去荆州。

荆州失守后，刘备举兵伐吴而惨败，新立的蜀就大伤元气。

致使诸葛亮一路出荆州，另一路出秦川的计划就成了泡影。

荆州一失可以说统一中国的希望极小了。

从总的战略角度看，孔明兵出祁山，无荆襄之兵呼应，战胜的可能性不大，并且祁山道路险峻，不易运送粮草，司马懿只守不战，孔明粮尽必退。

因此从战略角度看兵进祁山并非上策。

同时，长期劳师远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使本已处于弱势的蜀国日渐空虚，为日后的败亡，埋下了祸根。

从战术来看，孔明每次出兵祁山，都是大军进攻，没有用奇兵突袭，不符合《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