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楚文化与吴楚文化

吴文化、楚文化与吴楚文化张硕（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摘要：本文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等方面入手，阐明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特别是吴文化和楚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关键词：吴文化；楚文化；吴楚文化中国图书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张硕（1966—），湖北蕲春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绵延800余年，与周朝相始终。

现在，我们一般把楚人先祖熊绎被西周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作为楚建国封号的开始。

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前1021年。

从周成王时期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楚国约有800余年的历史。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楚国作为江淮流域的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在8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楚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一个蕞尔小邦，经过不断扩张，逐步拓展到横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泱泱大国，在楚国鼎盛时期，曾经领有东至东南沿海，西至川东，北至河南、山东，南至两广的广袤版图，厕身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是“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天下之强国”。

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盛，楚人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诗坛上的千古绝唱。

人们熟知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当时楚国的歌曲。

全国重要的民间节日端午节，也是从楚地兴起并传开的。

鼎盛时期楚文化的门类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天文、历象、算数、冶金、织帛、髹漆、筑陂、筑城、筑室、道术、辞章、艺事等等。

楚庄王、孙叔敖、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冶铸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中国文明史上杰出的贡献。

可以说，正是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念，“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包容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能力，才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楚人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

楚国建国后，就本国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即“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表现出积极开放融合的思想和态度。

楚人兼采夷夏之长，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这其中，地处长江流域的吴文化和楚文化这两支先进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把王位让贤于三弟季历，两人一起从陕西的岐山出奔到长江下游的荆蛮，两人抛却故国一切传统礼俗制度，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得到土著居民的敬仰拥戴，成立了“句吴”，即江南第一个国家雏形。

太伯将北方的农耕文化、青铜文化传播到这里，促进了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即古代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吴文化。

以后五六百年，吴国凭借太湖流域富庶的经济条件、良好的人文环境，逐渐发展、扩散了源远流长的吴文化。

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

吴地，一般说来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

周定王6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出兵伐灭有谋叛之心的舒蓼，在滑讷（今安徽巢县、无为县一带）与吴、越订立同盟，划定边界。

这是历史上吴与楚的最早交往的记录。

周简王2年（公元前584年），羽翼日渐丰满的吴国与中原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举行会议，这是中原诸侯第一次与吴国往来聚会的记录，此后吴国就有了向北发展的意图。

周敬王2年（公元前518年），吴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市石梁镇）与楚国边邑钟离即所谓“吴头楚尾之地”的一群儿童为了争夺当时重要的生产资源桑叶，引起一场纠纷，最终导致吴、楚两国发起战争，史称“卑梁之衅”。

阖闾9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向楚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吴军直捣楚国郢都，楚昭王仓惶出逃。

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国失国。

公元前355年，楚继而灭越。

长江下游地区统归楚国版图。

……不仅在史书上有大量相关的记载，同时，近年来在吴、楚两地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也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吴、楚文化交流的情况：首先，战国中晚期以后楚文化对长江下游吴地影响越来越明显，吴国故地墓葬大量出土楚国的青铜礼器如鼎以及其他楚器，在遗址和城址里也出现了楚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在吴地的扩张和发展。

在墓葬方面，江苏六合程桥1、2、3号墓、和仁东周墓、镇江谏壁粮山1、2号墓以及苏州虎丘、吴县何山东周墓等，都出土有楚式鼎等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

在无锡前州，曾出土战国晚期楚“鹅陵君王子申”诸器。

在上海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印纹陶逐渐消失，出现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鼎、豆、壶等陶器和楚国货币泥质郢爰。

楚国的货币有铜币“蚁鼻钱”、金币饼金和金版“郢爰”，这些风格独具的楚币在江苏各地都有出土：盱眙曾出土10块金饼和11块金版，其中最大的一块金版重610克，有54个“郢爰”方形印记，是全国发现的金版中体量最大者；吴地一些墓葬葬俗也可以看见楚国习俗的痕迹。

吴国自西周以来就流行平地掩埋、堆土成冢的土墩墓，这种葬式的显著特点是不挖墓穴。

但自春秋中晚期开始，吴人亦开始学习楚国和中原营建墓室、设置棺椁的竖穴土坑墓埋葬制度，如1978年3月，在江苏清江南郊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木椁墓，木椁内分隔成四厢，已完全是楚墓的风格；1980年10月，在江苏武进孟河乡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鼎、盉、壶、盘组合，木椁四周填以青膏泥，已经完全是一座楚文化墓葬，时代在战国晚期；江苏清江高庄墓有木椁且内分四室，也是楚墓的形制。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指出，文化的交流往往都是双向的，吴国吸收了楚国和中原地区掘坑做墓的作法，而吴国堆建墓冢的习俗也对楚国以及中原地区“不树不封”的埋葬习俗以巨大的影响，因此，春秋以后，坟丘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葬式。

在城址方面，苏州吴大城、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扬州广陵城等，归楚后都进行过营建，出土有丰富的楚文化遗物。

在遗址方面，镇江丹徒三山下湖遗址有丰富的楚文化层堆积，出土有楚文化特点的铜器和陶器，同时与吴文化遗物共存，反映出吴、楚文化融合的特点。

其次，与长江下游吴地考古学文化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楚化”相对应，同一时期在楚国故地则发现了大量的吴国文化遗物，尤其是兵器，重要的发现有：1．“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湖北襄阳；2．“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河南辉；3．“吴王光剑”1978年出土于安徽南陵；4．“吴王夫差戟”1980年出土于安徽霍山；5．“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6．“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在湖北江陵。

……吴国王者兵器在楚国腹地大量出土，可能是楚吴交战中楚人所缴获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吴国攻陷楚国都城后吴人遗留之物。

通过对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的检讨，可以说，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

我们还可以从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里看出二者交流、融合的盛况：第一，楚文化的一个优秀成果就是纺织刺绣技术，1982年在湖北江陵的一座小型楚墓里出土了一大批美仑美奂的丝绸刺绣品，震惊了世界，被称为“地下丝绸宝库”。

其实，植桑缫丝、丝织刺绣也是吴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

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地就开始栽桑养蚕和缫丝织帛。

1958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纺织物残片，它们包括一批麻织品和一些丝织品。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被盛放在一个竹筐之中，绢片呈黄褐色，已经完全炭化。

丝线、丝带接近炭化程度但仍有一定的韧性。

细丝带宽约0.5厘米，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

残绢片经纬密度是每平方厘米48根，是缫而后织的，纤度偏细，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

这些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纤维原料经科学鉴定为家蚕丝，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丝织物。

钱山漾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平均值为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左右。

而出自钱山漾遗址的丝、麻织品实物标本，不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更是我国服饰史、纺织史上空前的发现。

实际上，除了浙江钱山漾遗址，在长江流域下游广袤的区域内，关于植桑、养蚕的考古发现还有不少：1960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中部文化层里，确认该文化层孢子花粉组合中桑树花粉的比例非常高，反映了当时该遗址四周曾经生长有大片的桑树林。

1973年，在距今65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出土了1只牙雕小盅，牙雕小盅上面刻有清晰的蚕纹，蚕身上的环节数目，也与家蚕完全相同，这也可视为长江流域居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开始；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过一件带柄灰陶壶，陶壶腹下部清晰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5条蚕纹。

每条蚕头向一致，蚕的头部与身躯与现代家蚕形象酷似，毫无二致。

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该地的居民也在从事饲养家蚕。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不仅是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还是织造最精细、是足以与现代纺织品并肩媲美的纺织品。

吴地是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持论科学、谨严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楚国发达的丝织技术的源头应在吴地。

第二，楚人尚武爱国，墓里出土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实用兵器。

但是，从楚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主要是用于车战的戈、矛、戟，其特点长大而锋利。

短兵器如铜剑就出土很少，如河南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的剑只有两件；湖北襄阳山湾春秋楚墓所出的剑也只有两件。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楚国军队的用剑数量，远远落后于吴越。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步兵和骑兵逐渐取代车兵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号称“带甲百万”，青铜短剑势必成为将士必备的兵器。

于是，大量精美锐利的青铜剑随之在楚国问世，成为楚国兵器工业的重要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楚国向吴越学习先进的铸剑工艺是分不开的。

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剑，以吴越铸造的最为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