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之“他我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之“他我形象”塑造[摘要]一国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利益和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他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间行为的“软权力”。

文化外交具有高度的“柔”性特质，比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形式更适用于一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本文首先阐述了国家形象、文化外交的相关概念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继而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外交的概况，最后对中国文化外交的新途径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国家形象文化外交新途径一、国家形象及文化外交的内涵（一）国家形象对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的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笔者倾向于接受管文虎等学者在《国家形象论》一书中界定的概念，即“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

”①因此，国家形象又可进一步明确为国家自我形象（国内形象）与国家他我形象（国际形象）两个方面。

由于国家形象更多意指他我形象，即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故本文所讨论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家的他我形象。

国家形象的形成来源于一国与国际关系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人们知觉、评价和情感的结果。

由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具有异质性，所以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误解和偏见往往会影响一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如何使外部公众最大可能接收到他国信息，尤其是理解他国的异质文化，将成为一国塑造积极国家形象的关键所在。

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说，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

由此可见，文化之于一国是多么重要，更毋庸说是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了。

（二）文化外交“文化外交”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后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系统阐述发展。

文化外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文化交流，它着重突出政府的作用。

若把文化利益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中独立的一部分，可将“文化外交”定义为：“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

”②文化外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其实质是国际政治传播。

其外交逻辑是“政府在其他国家制造公众舆论”。

虽然很大一部分文化外交都属于公共外交，但文化外交着重强调的是”文化的传播”，目的是在国际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取得他者的理解和认同。

这是一项见效慢、但“投资”回报率高的基础建设工程。

由于“文化”这一概念及其广阔的覆盖范围，使得文化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少了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国家间基于不同政治制度而相互抵制的可能被减少，扫除了国家间交流的障碍。

二、文化外交之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必然性国家他我形象的塑造不应该也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向的信息输出，而必须是以双向沟通为基础的。

实际上，一国的国家他我形象塑造就是该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

国际大众传播和国际间的人际文化交流是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它们传播的内容主要反映的是该国的文化。

可以说，文化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家象征，而文化外交是一种形象政治，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设计自身形象。

国家他我形象的传播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播。

因此，塑造和修复国家形象就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目标。

③通过文化外交的方式树立国家形象有很多途径，一方面，作为国家政府间的行为主要有各种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文化会议、文化成果展览等；另一方面，各国民间团体及组织进行的各种文化活动往来和文化产品贸易，如广播、电视、电影、音响、书报制品的传播，彼此间国际旅游和留学生的往来等。

总之，作为国家形象塑造手段之一的文化外交，其主旨是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投射和相互交流，产生“文化吸引力”，激发他国的认同感，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

这也正是文化外交之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必然性。

19世纪法国史学家基佐曾说过，文化有如“造成一个民族的财富的一片海洋，这个民族生活的一切因素，其赖以生存的全部力量都寓居于这片海洋之中。

”一直以来，发达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往往是进攻型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则往往是防御型的。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需要超越这种“进攻”和“防守”的二元对立模式，既要在“进攻”中“防守”，又要在“防守”中“进攻”。

中国若想向世界树立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就要在文化外交上做足功夫。

一方面坚决抵制别国文化外交上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秉持“和为贵”的宗旨进行互利的双向文化交流。

只有这样，中国“以和为贵”的国家形象才能生动地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三、探索中国文化外交新途径约瑟夫·奈曾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国际文化关系④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在不断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实力，更要依靠文化力量，探索一条中国文化外交的新途径意义尤其重大。

（一）充分发挥汉语和中华文化圈的优势“只有了解语言才能使文化影响卓有成效，才能进入外国的灵魂，进入其文学、智力和精神遗产”。

⑤了解一国的语言是了解一国文化的基础。

历史上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在实施文化外交时都很注重传播自己国家的语言，并最终通过语言的渗透向世界各地传递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

中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语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至2009年12月，我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学堂。

⑥孔子学院是中国向世界推广汉语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孔子学院还秉承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

分布众多的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不仅使汉语得以广泛传播，而且还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这有助于消除世界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和定势。

但是从整个世界语言的应用范围来看，汉语的普及度还很低，世界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和途径还很有限，因此，大力推进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任务依然迫切。

除此之外，还应当尤其关注孔子学院所传播的中华文化的内容，其内容不仅要具有中国的原生态文化特点，还应该易于和便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掌握和理解，努力提升授课老师的整体素质。

历史上受中国先进文化熏染的邻近国家曾经形成过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圈内的国家在文化上与中国有着颇为深远的渊源。

中国应该格外重视在这一文化圈内的文化外交活动。

以汉语为导引，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巧妙的方式加以传播。

在此传播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传播的方式和技巧，不可生硬、强制地向他国灌输，而是应该努力形成一种文化吸引力，使得周边国家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文化认同感，自主地接受和学习中国文化。

因此，在中国开展对外文化外交之前，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和吸收，然后通过创新、高科技等手段，将抽象的文化内涵蕴含到具体的文化产品之中，以现代的包装手段传递古老的文化观念。

（二）发散思维创新文化产品及活动项目文化毕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文化外交的实施却是需要借助各种具体的“工具”，即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

因此，中国若要开展有效的文化外交就必须“言之有物”，这首先就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要有量，更要有质。

此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日本、韩国等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学习，加快发展以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和美术作品等文化产品。

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同样作为盛产电影的国家，它们在制作手段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二者电影中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却迥然不同。

“宝莱坞”之所以可以在美国电影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异军突起，正是因为它注重挖掘印度本土的文化元素，并通过先进的制作手段将其符号化。

世界各国观众观看印度电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娱乐，印度的宗教伦理思想、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鲜活地跃于画面之上。

在电影的故事情节中印度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印度也更为世界所了解。

这与韩国的影视剧集风靡亚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韩剧叙事生活化、情节曲折跌宕且富有民族特色，所有这一切只要中国能够巧妙加以利用，做到“好看”，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一定会大大提升。

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还应该注意文化内容从精英到大众的不同层次需求。

一方面，文化战略要适应大众化的审美和需求，注重影视等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高雅艺术的传播，如文学、戏剧等。

这些高雅的精英艺术同样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

中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将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民族艺术推出国外，诸如京剧、书法、昆曲、中国传统文学等。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各有侧重，这样的文化外交才会更加灵活且有针对性。

（三）多元文化外交实施主体传统上“文化外交”主要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外交形式，但是在当今世界，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展开的文化外交往往能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英国文化委员会——是英国特有的文化外交成功实施者，该组织是一个独立运行的非政府组织，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

”⑦而英国外交部内设的“对外文化关系司”却是权力极其有限的官方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对外文化政策。

同为英国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一个是官方机构，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它们二者之间保持着“一臂之距”，既保持联系，相互配合，又保持一定距离。

“保持距离，能避免政府因过度干预文化外交而被其他国家误读为‘文化侵略’；保持联系，能使政府引导英国文化委员会，使其活动有助于实现外交目标。

”⑧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有关“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不绝于耳，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官方行为异常敏感。

如果中国以官方机构为开展文化外交的主体，不免会招来他国的不必要恐慌，担心中国要搞“文化侵略”。

但是，如果借鉴英国的做法，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开展文化外交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口舌之争，文化的传播也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因此，中国也可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充分调动民间团体的力量开展文化外交，政府需要做的是制定政策，起到一个牵头的作用，具体文化外交的实施和开展就让各种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注释]①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②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③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④“国际文化关系”最早由法国文化关系政策学者路易?多洛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文化关系》一书中提出。

他把国际文化（合作）关系的出现当成第三次文化革命。

（第一次是国家干预文化事业，第二次是大众传播媒介把文化财富和价值的享受面扩大为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