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_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文学经典：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韩伟路璐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兰州730070）

提要：对文学经典进行广泛和深入的阅读，是文学创作者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必备素养，是普通读者提高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人民大众感受民族文化、了解民族历史的一种方式。本文将参照当下文学现实，从文学经典对于创作者、批评家和大众读者三类人群，以及对于文学生态和整个民族所具有的意义角度，来阐释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参照性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学经典；参照系；创作者；批评家；大众读者；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1－0051－04

文学经典具有典范性和权威性，是经受时间检验过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文学创作者、文艺理论批评家以及大众读者进行阅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文学经典主要包括中外文学名著以及文学经典理论文本。文学创作者在从事创作活动的起步、逐步成熟直至成为名家的各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文学经典文本的启蒙与滋养，并以此为参照，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文艺理论批评家在大量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为客观、专业、理性的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从事其他专业研究领域的人士以及大众读者来说，文学经典会为他们了解研究各方面知识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因为文学经典必定是经过年代的层层检验后留存下来的文本。若将文学经典文本比作一个坐标点，那么其横向两端都有或将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昭示着历时的久远和将要存留的时间；其纵向两端涉及范围也是相当广阔，历史、文化、风俗、道德、思想、文字、韵律等方面都有涉猎。另外，文学经典的道德性与审美性对于人们提升自身道德素养和审美能力也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文学经典通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独有的文学性。不同的文学经典，其审美特点和文学风貌各有千秋，或是文采出众、韵味深长，或是理性尖锐、寓意深邃，或是意境优美、引人入胜，抑或是逻辑缜密、凝练概括。这些对于读者都起到了洗礼和陶冶的作用。文学经典不仅在学术领域意义非凡，对于社会甚至整个民族也影响深远。“经典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及其文化自觉与成熟的表征，就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优质‘高蛋白’和灵魂的栖居地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培育、身份认定和形象建构也离不开‘经典’的润泽和承载。经典作为‘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佛克马语），原本是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学术中不可置疑的参照系和批评尺度。”［1］

文学经典是文学领域的精华，承载着精妙的文词与哲思、广博的知识和文化，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历时性。文学经典的阅读，对于文学创作者、批评家、大众读者和整个民族文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一、文学经典的阅读对创作者的意义

优秀的创作者需具备天分与灵气、生活经历与体悟，更需要拥有丰富的经典阅读经验。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创作者的创作思想，大都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与经典思想来源完全一致，而是他们在解读经典作品蕴含的思想时，受到了启发，引发了自己的灵感，转化成为自己的创作思路。创作者从阅读经典出发，通过对文学经典里蕴含的有艺术灵气的生命的体悟，唤醒自我的情感记忆、价值体验与生命认知，激发创作激情与灵感，才得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以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为例，路遥就受到了很多外民族文学经典的影响。他在创作随笔中写到：“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2］确实，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准备阶段和创作停滞阶段阅读甚至重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阅读使他逐渐认识到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但超越前人首先要了解前人创造的伟大成果。他在随笔中还讲到他反复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的名著《百年孤独》和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名著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是否能够写出好作品不完全在于创作的手法，更重要的是作家如何拥有不平庸的思想和艺术洞察力。另外，路遥在具体刻画笔下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经典作品的启发和影响。再如，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儿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经典作品，受到了文学启蒙，之后他又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还受到了沈从文和金庸两位大师作品的影响，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思路。他之后的创作还受到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斯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于198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使他的文学事业收获佳绩。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借鉴了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日记体结构和病态心理描写的表现方法，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开端。另外，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不是无源之水，他参照了荷马史诗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等经典文本。更为典型的还

有文学经典著作《红楼梦》，受到这部著作影响和启发的作家很多，比如说，张恨水创作的《金粉世家》，老舍创作的《四世同堂》，巴金创作的《家》，曹禺创作的《雷雨》以及张爱玲的作品《红楼梦魇》等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与启示。可见，不论是从构思、创作手法，还是细致到对人物抑或事件的描述刻画方面，文学经典对于创作者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

经典文学作品有着这样一种特质，它们犹如一颗颗种子，播种在文学创作者的心田。它们和其他各类经典的结合或者与创作者的现状和经历相结合就开始生长，形成萌芽，在适当时机就会启发创作者的灵感。它们又是一种记忆的深藏，时刻准备着有适当的机会涌现出来。另外，大量阅读文学经典可以使创作者逐渐形成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较高层次的价值观与理念，学会以超脱的视角审视世间万象，潜在地制约创作者创作主导观念的走向，彰显作品的文学性、启蒙性、理性和民族性，使作品真正成为民族大众的精神食粮。不重视经典文本的创作者必定是狂妄的、封闭的、空洞的，极有可能在文学上走向歧途。

当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受到快餐文化、网络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影响，少之又少的阅读文学经典，导致创作者自身文学素养不高，他们多数人经受不住长期寂寞的考验，又抵制不了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导致作品急功近利，浮躁气十足。由此看来，创作者素养的提升与文学体系的修复与重建工作愈加紧迫。重拾文学经典，发挥其精神启蒙和文化启蒙功能，重建创作者应有的伦理责任和道德关怀也迫在眉睫。

二、文学经典的阅读对理论批评家的意义

文艺批评肩负着为文学风气掌舵的使命，批评自身不是感性的生命想象与创造活动，而是理性的价值反思与评价活动。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典范意义决定了文艺批评要汲取文学经典之精华，以文学经典为参照，对批评对象进行赏析与针砭。而当下文艺批评面临的道德教化功用减弱、审美价值失范与忽视文学经典这一重要参照系密切相关。

对文学经典进行解读在文艺批评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荷兰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3］。吴俊先生曾这样评论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在我看来，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具备着坚实而明确的‘古典’基础。所谓古典基础，主要是指由西方、俄苏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多个来源而形成的历史人文素养，这构成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基本学理基础。也就是这种人文素养和学理基础，铸就了他对于文学的认识和信仰，并贯穿在他的批评活动之中。”［4］陶水平先生也曾认为，文学经典是个别与一般的完美统一，对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文学批评要以文学经典作为批评尺度。陶先生指出：“文学经典为文学批评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标杆。……大多数批评家失去了发现和指认文学经典的意识与能力。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文学的经典性品质，缺乏对文学作品的耐心细读。他们追逐大众文化市场中的文学热点、事件、现象和时尚，迎合大众文学读者变化无常的审美趣味，热衷于一种具体无对象目标的宏观全景式的泛文化批评。正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意识以及阅读、批评与发现的缺失，导致他们对经典问题发言的失语或否决。”［5］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和良莠鉴别是批评家的重要职责，那么批评家则需要以文学经典的深厚阅读经验为支撑，才能更有效的完成批评活动。作为文艺批评者，应该把握好文艺批评的两个维度，遵循批评的学术规范。

为了构建健康的批评格局，批评家应首先做到阅读大量文学经典，通过扎实、研究的阅读建立起严谨、扎实的知识结构，以具备专业的文学素养和理性的思维方式，避免文艺批评走向虚妄。如今，批评界富有文采和个性的批评不少见，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对批评对象进行审视和导引的学术性批评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批评家缺乏丰富的经典作品阅读经验，缺乏必要的文学素养，思想匮乏，以致建立起的知识树异常弱小、虚空，至多也是外强中干，只能用新奇炫目的语言哗众取宠，难以形成高远深邃的观点和平和客观的批评品格。最典型和极端的现象就是广罗大量时政、热点就行的“酷评”、“恭评”、“骂评”，污染了真正的文学氛围，使创作毫无启蒙价值和审美享受；批评趋向平庸，无独到见解，或过分随意，甚至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进行诡辩，使文坛一片乌烟瘴气。美国批评家托马斯门罗曾“批评‘小聪明’和‘随意撰写’的研究方法，并视为小心谨防的‘对手’，其实，这也是所有献身批评事业的人的共同‘对手’。批评的理性建构促使批评家依照某种既定的目标持续地发展，而不是以零碎的、即兴的、充满灵感的见解或稍纵即逝的念头来铺路”。［6］在批评家的批评格局中，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具有理性的思维方式是成熟的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所必备的素质。

其次，要注意在借鉴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同时与中国本土文学特征和现状相融合，进行辨析取舍后再“为我所用”。自20世纪初，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到80年代，西方各派文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导了中国文艺批评领域，并大有蔓延之势。现在有很多批评家不惜放弃民族传统文学经典和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味追洋逐新，热衷于引用各种西方文论新话语，旁征博引，看似高深，实则是忘却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责任和文化良知，导致理论支点的缺乏，批评的失落，言说的无力，最终无法完成批评应尽的使命。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7］

没有把文学经典作为参照系的文艺批评就是没有正确指导方向的批评，没有充足理性思维的批评，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批评。当然，权威都有被颠覆的危险，文学经典具有动态性，自然也可以被质疑和批判，并且当今文艺批评的多元化也给批评者提供了言论的相对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们可以完全放弃对文学经典的阅读。若将文艺批评活动比作大厦，那么经典则是根基。没有了根基何来稳固的大厦？即使质量再上乘的砖土也会失去它固有的价值。所以，文艺批评者一定要重视文学经典的专业、理性和道德参照意义，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价值导向，通过进行长期的大量的文学经典阅读活动，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经典背景。

三、文学经典的阅读对大众读者的意义

阅读文学经典不仅为文学专业工作者创作和批评研究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