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教部编版一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怎么都快乐》拓展阅读资料

《怎么都快乐》拓展资料

一、作者简介

任溶溶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

上海虹口区，原名任根鎏。1947年正

式以"任溶溶"为笔名。"。

广东鹤山古劳下六旺宅村人。4岁

返广州读私塾和小学。1941年翻译第

一篇苏联小说。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

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一年翻译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从此，他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上海解放不久，负责编辑《苏联儿童文学丛刊》。1949年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陆续在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故事》杂志上发表译作。这一年他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出版了许多好书。后历任上海少儿社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儿童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译著童话剧剧本《十二个月》，童话《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民间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著有小说《我是个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等。儿童诗《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获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又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亚洲儿童文学奖。

早年曾参加文字改革工作。六十年代起，经任溶溶等的倡导，少年儿童出

版社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出版重要作家的选集。"文革"以后，任溶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现为上

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曾是第八届上海市人民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任溶溶：只求一生快乐

色彩鲜艳的衬衣，充满生机的植物，恰是一位在童话世界遨游半生的老人最好的陪衬。

任老先生言语中爱运用的句式是：“我最喜欢什么，我最佩服谁，我最害怕……”，

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记者拿出《棉球方块历险记》玩偶向他炫耀，他眼神呆了一呆，一下子就说出了电影的名字。须知，连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美

国动画片。

他住在一间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可能要被拆迁，他跑到好友、翻译家草婴家里大哭一场，他说他只会在草婴面

前哭。其实他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好像连窗户也没有。

他说他感谢《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和侦探小说一直难入大雅之堂，《哈利·波特》给了文学一个冲击，儿童文学家成为大富婆的

只有J·K·罗琳，连大文学家也要眼馋啊。

他希望中国最好有出版社重金悬赏翻译《爱丽丝漫游记》，因为这本书中文字游戏多得不得了，太难翻译了。

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我4岁启蒙。一清早四五点钟就被家人从床上拖起来，头上盖一块包袱皮，堂兄抱着我到老师家里去。先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叫“任干强”，还教了我几句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我在“文革”时自我检讨名利思想的根源，说我四五岁受孔孟之道之害。

我的前一辈是从旧学开始，在我那一辈已经提倡新学，但我父亲虽然是开店的商人，却爱“附庸风雅”，结交了很多文人。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家里接到黑社会的恐吓信，我就被家人送到了广州，读了三年私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

我不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等到识字后，看了很多章回小说，小时最爱《济公传》，大概我小时就爱滑稽。

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不爱看《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读那些翻译过来的书，译者翻译得越卖力，我读得越吃力。我读罗念生的《希腊喜剧》和《希腊悲剧》，一字一句地读得特别认真，结果上了当，越读越糊涂。

因为它的注解特别多特别长，而且全都在书的后面，我前翻翻后翻翻，读了注解就忘了故事里面讲的什么。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过去我总是讲母亲，不大讲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老式的父亲回家问一句：“孩子好吗？”“好。”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而且我父亲当时更疼爱我哥哥，旧社会都最爱长子。

父亲看戏或者旅游都带哥哥去，我奶妈觉得我父亲太偏心，但我不吃醋，我也爱我哥哥。我写过一首诗歌《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起因是父亲带哥哥去普陀山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又说：“你长大了啊，在家要听话。”我觉得很好玩，人忽然很小，忽然又可以很大。

我还写过《大人有时候也很狡猾》。广东人喜欢饮茶，但实际上广

东人最不会饮茶，就会吃。大人带孩子到茶楼去，大人先给我们吃便宜的包子，然后等到上高级点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坐不住，到处去玩了。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终究还是父爱。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42年父亲为了我去大学方便用金条顶下来给我和母亲住的。我一开始工作，他就说：“现在母亲让你养了。”实际上他还是暗中贴钱给我母亲。

我的父亲活到90岁，母亲活到98岁，假使我对她更孝顺些，她应该活得更长寿。

其实她是个爱交际的人，但我整天让她待在家里，她只好听我的，这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1940年，我念到初三时，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我，我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这次行动是文化部原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益带我们去的，他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

那天一大早，我把书包放到我的同学草婴的家里，晚上到外滩坐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苏北。我记得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

晚上我们就已经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在那儿待了半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在部队教唱歌，给他们布置俱乐部，编辑《战士报》，宣传新四军思想。半年之后，因为生病又回到上海。

1947年的时候，上海的公司纷纷搬到香港，父亲也有这个想法，而我是惟一一个可能继承他事业的人。但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不想让他把资产移到外地，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在了上海。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