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儒学复古运动

韩愈与儒学复古运动

在三千年的历史画卷中，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多如繁星，数不胜数，而韩愈，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如启明星照亮天际般映亮了历史长河，他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也成为了儒学承前启后的新起点。

韩愈，字退之。由于韩式郡望为昌黎，故称“韩昌黎”。韩愈曾担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曰“文”，因而也称“韩文公”。他留有《昌黎先生集》这一文集以及《顺宗实录》这一史学著作。韩愈不仅是唐代儒学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流散文家。他既以“文章”著称，又长于诗词歌赋，开创出“以文为诗”的韩派风格。韩愈既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又是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

韩愈所提倡的儒学复古思想，与其家庭环境与经历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韩愈出生在一个传统儒学家庭，其父韩仲卿，是当时典型的文人官僚，与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曾有过交往，有一定的名望，善于文辞，但屈居于较低的官职。这点与韩愈颇为相似。唐代可谓是中国封建势力再分配，封建制度大变革的时代。自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大批庶族通过科举晋身仕途，与名门望族之势力相对抗。韩愈作为这一阶层的一分子，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基本立场。

韩愈少时就养于长兄韩会与嫂夫人郑氏，皆因双亲早逝。其后韩会遭贬官难行，韩愈不得不随同南迁。幼年的韩愈第一次经历到各种的艰难困顿。但此时他却已开始潜心向学，培养起对儒学的偏好了。至韩愈十九岁，他来到长安求贡举，但屡试不第，境遇落拓穷困。然他对现实和人生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失望之下，韩愈东归故里，再到洛阳。成为了藩镇的幕僚。然而，幕僚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定，反而是使他的生活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这也使他对人生有了更痛切的感受。

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的韩愈随官至监察御史，却因改革派的嫉恨而被贬至岭南任县令。此时正是严冬时节，他却要踏上南贬的漫漫长路，饱受征行、流贬之苦。赴岭南，需出武关，下襄汉，过洞庭，溯湘江而上，可谓是历尽山路崎岖，江河波涛之险，受尽万千磨难。这与韩愈前些年觅官不得相似，皆是坎坷艰辛，

患难不断。但苦难既是不幸，又是磨练。韩愈在流离中历练，从而确立了他人生的基本方向与创作的基本路线。艰难的征途，荒凉的岭南更给了他新的人生领悟和启发，从而执志不移，潜心著述，总结、写出纲领性文著《原道》和一大批精彩的诗文。

至革新派被彻底整肃，韩愈才得以回到长安。但满怀希望的韩愈并没有迎来他仕途的春天。由于韩愈的敢于任事，刚正不阿，他被宦官所嫉恨，又被崇佛尚道的朝臣所打击，十几年宦海浮沉，终不得意。不仅仕途上穷无出路，生活亦是穷困潦倒，可谓是艰难穷途。现实的黑暗并没有使韩愈气馁，反而使他培养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和乐观精神，创作出厚实的作品。

元和八年，由于得到宰相的同情与赞赏，韩愈的命途得以见到转机。其后，韩愈因主张出战淮西藩镇而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军出征。征行路上，韩愈雄心万丈，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胜利回朝后，升至刑部侍郎，还受命撰写《平淮西碑》。此时的韩愈，春风得意，宏伟的抱负得以部分实现，可谓是他仕途上的短暂春天。

短暂的如意过后，又一次的灾难在前方等待着韩愈。因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道的方针，这与韩愈张扬儒道、力辟佛老的理念相悖。恰逢朝廷有逢迎佛骨之举，韩愈更是激愤难耐。愤懑之下，韩愈上疏朝廷，力陈佛教祸国殃民的危害，更力数前朝帝王佞佛短命的后果，要求彻底禁绝佛教。宪宗被奏章所激怒，将韩愈贬至瘴气之地潮州。韩愈再一次经受贬谪流离之路。虽经此大难，然韩愈气节不改，仍致力于弘道辟佛上。至宪宗逝，穆宗登基，韩愈终得以再回到京城，安享晚年。此时的韩愈虽仕途颇为通畅，却也失去了当年的果敢与锐气。

韩愈一生所致力于的是儒学复古运动。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奉为经典，那么韩愈等人为何又要提倡儒学复古呢？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思想界呈现开放而活跃的景象，艺术文化领域也是人才辈出，大放光彩。大唐帝国国势强盛，声威远播。但这种繁荣局面，实际上只持续到唐玄宗在位前期。自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景就开始呈现衰败凋颓之象。经过九年的征伐与惨淡经营，大乱局面甫告终结。但朝廷面对的是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与不时侵扰的边疆侵逼，内部则是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肃宗、代宗、

德宗几代皇帝也没有使朝纲振作起来，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由于唐朝自立国以来就遵循南北各朝兼容佛、道两教的国策，造成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间又矛盾交错的局面。而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教的方针，更加使佛教、道教横流，全国弥漫着迷信风气，世风日下。而以韩愈为首的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决心挽救世风，以重新振兴儒家精神和经典伦理道德的形式，来挽救社会危机，这就是韩愈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原因。

而韩愈之所以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儒家学说，除却其自身的常年熏陶外，儒家的自身性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政治，儒家曰“政者正也”。意思是正人心，正风俗，笼统地讲，即要培养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类的健康的精神生活。而法家则是将政治看做权术的，道家是提倡“无为无不为”，这与韩愈挽救世风的意图相悖。因此，复兴儒学就成为了韩愈等人最好的选择。

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钻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

首先，是学统。韩愈从浩如烟海的原始儒家典籍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重建了儒家的心性哲学。从而使儒家的心性哲学能与佛学相匹敌。以上的四部著作也被宋人集结为《四书》，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正统经典。中国的学术文化体系，此后由十三经系统移到四书系统。

其次，是政统。所谓政统，既是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政府统一政令的主张。这与韩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政治上说，是由于李唐王室自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藩镇割据，政令不通，战乱不息。大唐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从经济上说，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需要有一个同意的法制与市场。不过，韩愈主张的“大一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他所主张的，是以仁义之道为纲的大一统，而不是以暴力统一天下的“大一统”。因此，他宁愿肯定“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纲纪存焉”的“夏、殷、周”的末世，也要坚决否定以武力统一天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