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儒学复古运动

韩愈与儒学复古运动在三千年的历史画卷中，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多如繁星，数不胜数，而韩愈，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如启明星照亮天际般映亮了历史长河，他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也成为了儒学承前启后的新起点。

韩愈，字退之。

由于韩式郡望为昌黎，故称“韩昌黎”。

韩愈曾担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曰“文”，因而也称“韩文公”。

他留有《昌黎先生集》这一文集以及《顺宗实录》这一史学著作。

韩愈不仅是唐代儒学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流散文家。

他既以“文章”著称，又长于诗词歌赋，开创出“以文为诗”的韩派风格。

韩愈既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又是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

韩愈所提倡的儒学复古思想，与其家庭环境与经历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韩愈出生在一个传统儒学家庭，其父韩仲卿，是当时典型的文人官僚，与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曾有过交往，有一定的名望，善于文辞，但屈居于较低的官职。

这点与韩愈颇为相似。

唐代可谓是中国封建势力再分配，封建制度大变革的时代。

自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大批庶族通过科举晋身仕途，与名门望族之势力相对抗。

韩愈作为这一阶层的一分子，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基本立场。

韩愈少时就养于长兄韩会与嫂夫人郑氏，皆因双亲早逝。

其后韩会遭贬官难行，韩愈不得不随同南迁。

幼年的韩愈第一次经历到各种的艰难困顿。

但此时他却已开始潜心向学，培养起对儒学的偏好了。

至韩愈十九岁，他来到长安求贡举，但屡试不第，境遇落拓穷困。

然他对现实和人生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失望之下，韩愈东归故里，再到洛阳。

成为了藩镇的幕僚。

然而，幕僚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定，反而是使他的生活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这也使他对人生有了更痛切的感受。

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的韩愈随官至监察御史，却因改革派的嫉恨而被贬至岭南任县令。

此时正是严冬时节，他却要踏上南贬的漫漫长路，饱受征行、流贬之苦。

赴岭南，需出武关，下襄汉，过洞庭，溯湘江而上，可谓是历尽山路崎岖，江河波涛之险，受尽万千磨难。

这与韩愈前些年觅官不得相似，皆是坎坷艰辛，患难不断。

但苦难既是不幸，又是磨练。

韩愈在流离中历练，从而确立了他人生的基本方向与创作的基本路线。

艰难的征途，荒凉的岭南更给了他新的人生领悟和启发，从而执志不移，潜心著述，总结、写出纲领性文著《原道》和一大批精彩的诗文。

至革新派被彻底整肃，韩愈才得以回到长安。

但满怀希望的韩愈并没有迎来他仕途的春天。

由于韩愈的敢于任事，刚正不阿，他被宦官所嫉恨，又被崇佛尚道的朝臣所打击，十几年宦海浮沉，终不得意。

不仅仕途上穷无出路，生活亦是穷困潦倒，可谓是艰难穷途。

现实的黑暗并没有使韩愈气馁，反而使他培养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和乐观精神，创作出厚实的作品。

元和八年，由于得到宰相的同情与赞赏，韩愈的命途得以见到转机。

其后，韩愈因主张出战淮西藩镇而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军出征。

征行路上，韩愈雄心万丈，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

胜利回朝后，升至刑部侍郎，还受命撰写《平淮西碑》。

此时的韩愈，春风得意，宏伟的抱负得以部分实现，可谓是他仕途上的短暂春天。

短暂的如意过后，又一次的灾难在前方等待着韩愈。

因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道的方针，这与韩愈张扬儒道、力辟佛老的理念相悖。

恰逢朝廷有逢迎佛骨之举，韩愈更是激愤难耐。

愤懑之下，韩愈上疏朝廷，力陈佛教祸国殃民的危害，更力数前朝帝王佞佛短命的后果，要求彻底禁绝佛教。

宪宗被奏章所激怒，将韩愈贬至瘴气之地潮州。

韩愈再一次经受贬谪流离之路。

虽经此大难，然韩愈气节不改，仍致力于弘道辟佛上。

至宪宗逝，穆宗登基，韩愈终得以再回到京城，安享晚年。

此时的韩愈虽仕途颇为通畅，却也失去了当年的果敢与锐气。

韩愈一生所致力于的是儒学复古运动。

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奉为经典，那么韩愈等人为何又要提倡儒学复古呢？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思想界呈现开放而活跃的景象，艺术文化领域也是人才辈出，大放光彩。

大唐帝国国势强盛，声威远播。

但这种繁荣局面，实际上只持续到唐玄宗在位前期。

自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景就开始呈现衰败凋颓之象。

经过九年的征伐与惨淡经营，大乱局面甫告终结。

但朝廷面对的是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与不时侵扰的边疆侵逼，内部则是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

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也没有使朝纲振作起来，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

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

由于唐朝自立国以来就遵循南北各朝兼容佛、道两教的国策，造成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间又矛盾交错的局面。

而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教的方针，更加使佛教、道教横流，全国弥漫着迷信风气，世风日下。

而以韩愈为首的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决心挽救世风，以重新振兴儒家精神和经典伦理道德的形式，来挽救社会危机，这就是韩愈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原因。

而韩愈之所以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儒家学说，除却其自身的常年熏陶外，儒家的自身性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政治，儒家曰“政者正也”。

意思是正人心，正风俗，笼统地讲，即要培养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类的健康的精神生活。

而法家则是将政治看做权术的，道家是提倡“无为无不为”，这与韩愈挽救世风的意图相悖。

因此，复兴儒学就成为了韩愈等人最好的选择。

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钻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为特征的艺术主张。

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

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

首先，是学统。

韩愈从浩如烟海的原始儒家典籍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重建了儒家的心性哲学。

从而使儒家的心性哲学能与佛学相匹敌。

以上的四部著作也被宋人集结为《四书》，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正统经典。

中国的学术文化体系，此后由十三经系统移到四书系统。

其次，是政统。

所谓政统，既是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政府统一政令的主张。

这与韩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政治上说，是由于李唐王室自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藩镇割据，政令不通，战乱不息。

大唐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从经济上说，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需要有一个同意的法制与市场。

不过，韩愈主张的“大一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

他所主张的，是以仁义之道为纲的大一统，而不是以暴力统一天下的“大一统”。

因此，他宁愿肯定“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纲纪存焉”的“夏、殷、周”的末世，也要坚决否定以武力统一天下而“纲纪亡焉”的暴秦。

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是文统。

韩愈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修辞明道，辞必己出。

也就是说，以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阐明仁义之道。

修辞明道的实质，是文艺的民族文化传统。

而辞必己出的实质，则是文艺的独创性。

前者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我，后者坚持作者独特个性的自我。

它们的共性，是坚持独立的个性，追求个性化的创作道路。

这也可说是中唐时期文化创作的时代特征。

而关于韩愈所提倡的仁义之道，他在其著作《原道》里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与外之为德。

”这就是任何思想。

在上者遵先圣的教导以民为本，施爱于民。

而人与人之间则是相互关爱，互相帮助，在各自的行业做好各自的工作，这便是所谓的“仁”之道。

那么“义”呢，并不是仅指义气，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

他对义的要求是“宜”，也就是适宜有度，是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所形成的适合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也就是共同的交往之礼。

仁义之道，笼统来说就是要有仁爱与礼义。

韩愈所提倡的道统论与其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理论虽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却澄清了儒学发展史上自孟、荀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

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都直接蒙受着韩愈的影响。

虽与宋代理学相比，韩学稍显粗糙，然而正是韩学开启了宋学的门户。

韩学对宋人的影响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文化艺术领域、以及历史文献领域。

在思想文化领域，韩愈的儒学复古使世人开始重新关注儒学经典，宋代儒家学者对韩愈学说的批判与接受推动了宋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系统的完善。

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形成了“以文为诗”的韩派写作风格。

在历史文献领域，宋人对韩愈经学思想的认识和接受促进了宋代经学思潮的更新。

尽管这三大领域中各种流派的发展进程各不相同，但正是各种流派的辩论、批判与接受，丰富了宋学的发展，也成就了韩学的丰厚，显示出韩学对宋学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总之，韩愈作为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其成就与影响是巨大的，其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1、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2、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3、陈飞、张清华《韩愈与中原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