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

完善单位犯罪立法规定的建议2002-08-02 点击量:[642] 出处:正义网作者:曹坚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单位犯罪刑罚不完善。

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采取了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对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单罚制。

相比之下，外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刑罚的种类比较丰富。

如1994年3月生效的法国新刑法典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方式多达10种，有助于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遏制单位犯罪。

此外，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远远轻于自然人犯同种罪的处罚，导致量刑横向比较失衡。

二是单位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没有建立。

单位是犯罪的两大主体之一，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完全是基于自然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情况制定的。

犯罪嫌疑单位和被告单位如何参与刑事诉讼，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笔者认为完善单位犯罪刑事法律体系可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一、建立单位犯罪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针对自然人的刑事强制措施，但这些强制措施无一可以适用于单位。

因为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的行为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单位中个人的权利，并不一定能限制或剥夺单位的权利。

结合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可酌情采取下列强制措施：1.限制登记制度。

即司法机关依法采取的限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单位向主管机关或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注销登记的一种强制措施。

该措施可以保证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对象不会消失，防止一些单位犯罪后，为逃避处罚，不惜解散单位以“金蝉脱壳”。

2.冻结财产。

即由刑事司法机关依法采取限制涉嫌犯罪单位资产流转的一种强制措施。

刑法对犯罪单位适用的刑罚只有罚金一种，为了保证对犯罪单位判处的罚金刑得以执行，在侦查期间就可以对犯罪嫌疑单位的资产予以冻结。

3.限制经营。

在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单位刑事责任的诉讼过程中，如果任由某些涉嫌犯罪的单位继续经营，则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可考虑赋予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限制涉嫌犯罪单位的经营行为。

4.缴纳单位保证金。

对犯罪嫌疑单位或被告单位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采取财产保证金的方式。

如果单位在缴纳保证金之后有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应没收保证金的一部分或全部。

前述三种强制措施比保证金措施要严厉得多，有可能对涉案单位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一般不能轻易采用，而保证金制度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完善单位犯罪被告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刑事诉讼的通常做法是将单位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分为单位被告人和自然人被告人。

单位犯罪可能同时有多个自然人被告人，如法定代表人、有关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他们可以与所在单位构成共同被告人。

通常观点认为，单位如果作为刑事被告人参加诉讼，一般是由它的法定代表人参加刑事诉讼。

这种单一的做法不太适应实践的需要，可考虑如下措施：1.如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涉嫌参与单位犯罪，就可以代表单位参与刑事诉讼。

不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法定代表人完全可以从单位利益的角度出发，代表单位进行刑事诉讼。

2.设立单位犯罪诉讼代理制度。

刑事诉讼的代理制度是指诉讼代理人受被代理人的委托，在一定权限内代替或者协助被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三、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 1.引入资格刑。

我国刑罚体系中的资格刑主要为剥夺政治权利，且只适用于自然人。

在完善资格刑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将资格刑引入单位犯罪，以弥补目前单纯的罚金刑无法有效惩治和预防单位犯罪之不足。

刑法完全可以借鉴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停业整顿、扣缴、吊销执照等行政制裁措施，根本剥夺或者暂时剥夺有关单位的经营能力，这样既加大了制裁的力度，又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2.完善罚金刑。

目前,罚金刑难以满足惩治和预防单位犯罪的实际需要，表现为一方面现行刑法规定的单位罚金是无限额罚金制，过于宽泛的刑度容易导致量刑畸轻畸重；另一方面单位罚金制度没有相关执行保障机制，导致罚金刑执行难。

对此可以增设犯罪单位财产先行扣押制度，加强司法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与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交流，强化司法机关对犯罪单位流动财产的跟踪监控等。

3.平衡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刑罚与单纯自然人犯罪的刑罚。

刑法并没有专门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刑罚起点和量刑幅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量刑是不同的。

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量刑不当，无法兼顾一般情形与特殊情形。

有时，行为人虽是基于单位意志实施犯罪，但在为单位谋利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了利益，如果行为人行为的性质比较恶劣，理应严惩，但由于单位犯罪有相对较高的起刑点，只能对该行为人适用比单纯自然人犯罪较轻的刑罚。

笔者认为，刑法典并没有强调单位犯罪的刑罚一定要比自然人犯罪的刑罚起刑点要高，当单位犯罪性质较严重，单位负责人主观恶性较大时，可以参照自然人犯罪时的起刑点处罚。

二是可能会出现无法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情况，具体而言，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出现换任时，前一任实施的行为没有达到单位犯罪的起刑点，后一任也没有达到单位犯罪的起刑点，但是前后结合起来，却达到了单位犯罪的起刑点，该单位前后延续，没有发生变更，理应承担刑事责任，但要求前后两任负责人对全部单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符合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

但是如果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就不能认定单位犯罪，这无疑放纵了单位犯罪。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将单位犯罪单罚制予以完善，即：不仅可以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可以只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如出现上述情况，可以只需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不必追究单位前后任职的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对单位犯罪特殊情形数额认定的思考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司法实践中碰到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须以数额来定罪量刑的单位犯罪，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大相径庭的分歧意见。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是：单位经改制（全民或集体改为股份制）、合并、收购，原单位消亡，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成立，并承担原单位债权债务，而在企业性质变更前后分别实施了触犯刑法的同一犯罪行为，对同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能否累加进行处罚。

与之相近的还有二个问题，第一，个人担任两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几个单位均实施了触犯刑法的同一犯罪行为，但单个单位违法行为的数额均达不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而累加则超过该标准，那么，能否对其定罪处罚？相反，如果各单位均构成犯罪，那么，又将如何适用法律条款？是累加计算？还是适用数罪（本质上为一罪）并罚？第二，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指使、操纵单位犯罪的同时，假借单位的名义实施相同的个人犯罪行为，又该如何处理？针对以上典型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累加计算犯罪额，理由是：1、原单位虽然已消亡，但因其实体的经济组织仍然存在，且承担原单位债权债务，应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以连续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2、如果不以累加来计算犯罪额，那么，势必导致兼任两个以上单位法人代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使各单位犯罪后，必须适用数罪并罚。

显然，这不符合刑法理论有关罪数的规定。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不适用累加处罚，应当分别处理。

理由是：1、原单位消亡，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成立，特别是所有制发生根本性转变时，应当视为二个不同主体。

这种改制与仅仅变更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主管部门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因而不能适用针对同一主体而言的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2、根据司法实践，对于已消亡、歇业、撤消、改制的均不列被告单位，而仅适用单位犯罪条款，足见该类企业无异于自然人死亡，自然人死亡的，不可能因其先前的犯罪行为而追究其继承人的刑事责任。

同理,新单位即使全额承担原单位的债权债务，但那只是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关系。

3、如果适用累加，那么势必造成对新股东合法权益的损害。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集体单位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前后，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集体单位吸收100万元，股份制企业吸收10万元，如果累加，因股份制企业尚存续，应列为被告单位，则该股份制企业须被追究刑事责任，实行双罚制将被处以二万至二十万元的罚金，相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外的新股东而言，本企业没有犯罪或者说还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却被认定为犯罪，这显有枉法追诉之嫌。

综上，笔者认为：对不同主体的单位犯罪应当分别处理，而不适用连续犯、累加制度，否则，将有悖于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

单位犯罪立法特色进入80年代以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犯罪现象，即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一般为法人犯罪。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开了对单位犯罪作出刑法反映之先河，刑罚手段的如此运用无可厚非地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此后，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大有覆水难收之势。

到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已在12个单行刑法和个别非刑事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分别作出了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

据不完全统计，单位犯罪的罪名截止刑法修订之时已约占全部罪名的1/3。

这种单位犯罪罪名总量高位的态势极大地影响了刑法修订时的立法抉择，成为新刑法中单位犯罪罪种范围迅速膨胀的直接动因。

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均对单位犯罪着墨较多，其中总则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一般认为，这是关于单位犯罪定罪的一般规定(9)而不是对单位犯罪概念的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将单位犯罪的主体从总体上限制为单位，并细分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而且单位犯罪都是法定犯。

修订后的刑法第31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作了明确规定，强调对单位犯罪以实行“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例外。

这是新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

在修订后的刑法分则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遍布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受贿罪诸章，涉及近100个条文。

据粗略统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单位可以构成的犯罪已达120个左右。

与刑法修订前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的单位犯罪规定相比较，修订后的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有以下特色：一是增加总则规定我国1979 年刑法是在否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故而没有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及其处罚的一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