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与百日维新

光绪帝与百日维新

113年前的戊戌年6月，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试图通过不流血的变法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同日本一样实行君主立宪，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这次运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6人（世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这场变法最终失败，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因，而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

虽然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策划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但作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和核心人物，光绪帝对变法的影响不容忽视。可以说，没有光绪皇帝的支持，这场变法可能从一开始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维新派也不可能顺利的进行和平政变的尝试。那么，到底这位年轻的帝王，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是什么促成了他下定决心接受变法、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体呢？

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生于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后世习惯上称之为光绪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7个儿子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所以，他既是同治皇帝的嫡堂弟兄，又是嫡亲姨表弟兄。这层关系是慈禧拥立载湉为皇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载湉入宫后，慈禧太后要求光绪帝称自己为“亲爸爸”，而喊慈安太后（载湉的生母）为“皇额娘”，亲自挑选翁同龢来教育光绪帝，并向强调要培养他的孝心。这些都表明，慈禧太后希望将光绪帝培养成为一个可以替代她亲生儿子的皇帝。但我认为，慈禧潜意识里并没有真正接纳光绪帝，载湉始终不是她亲生的，这层心理的隔阂使慈禧不可能真正的信任光绪帝。为了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和控制，她干涉光绪帝的选后，迫使光绪帝违心选了她的内侄女为皇后；在光绪帝亲政后她仍迟迟不愿交出权力，即使后来身在颐和园中也没有放松过对朝政的掌控。这种种的刻意安排、不信任和猜忌都为后来帝后矛盾激化埋下了种子。以致光绪帝对慈禧更多的是敬畏，而远非敬爱。

就光绪帝而言，对他的成长和未来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是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不仅重视对光绪帝的教育，也十分关心少年天子的生活，二人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翁同龢认为“皇上读经固然重要，然目下读史尤亟”，并着重向光绪帝讲述康、雍、乾诸帝的文治武功和清朝开国以来的国难危机，以培养光绪帝治理国家的能力。他还向光绪帝介绍

有关中外史地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括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钱询编著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中外交涉表》，出使各国使臣的笔述记录等。重视让皇帝了解国家的各种实事，例如洋务运动，也鼓励光绪帝去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大事，有意识地启发和诱导光绪帝去关心时势政治，关心王朝的命运。正是翁同龢的这种教育方式，才培养出光绪帝这样一个开明进步的革新皇帝。而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翁同龢也为联系维新派和光绪帝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世人认为光绪帝是个有名无实、比较软弱的皇帝，但从历史的种种记载和资料上看，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光绪皇帝是很值得佩服的。他敢于在极为困难的形势下对抗强大的守旧势力，心怀国家和人民，在维新即面临重重困境，他仍旧不放弃自己的信念，面对慈禧的质问他坦然答道“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为了不失去“祖宗之民”，维护“祖宗之地”，以免给“天下后世”留下亡国之君的罪名，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将变法新政推行下去。为此，他不惜冒险与历来望而生畏的慈禧公开摊牌。即使维新仅仅百日，最后依然惨败给守旧派，但我认为失败的结果不能成为所有评判的标准，我们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光绪皇帝。

甲午中日战争后，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逼迫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画押。在不得已批准条约之后，光绪帝痛心不已：“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败求和的耻辱，对年轻气盛、一心抗战的光绪帝来说，刺激极大，使他日夜忧愤，也开始了变法图强、不做亡国之君的思考。光绪帝更加注意阅读西方政治、法律著作，意图从各国经验中找到中国变法强国的方法，其中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作为使光绪帝受到很大影响。而在此时，康有为几经周折才终于递交到光绪帝手中的《上清帝第三书》又给了困惑和迷茫中的皇帝以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在朝廷中发起了关于更张图强的议论，开始了变法维新的酝酿。虽然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宣布“撤书房”，阻断了光绪帝和翁同龢的联系，又清理了一些支持图强的帝党官员以孤立光绪帝，但光绪依然没有放弃维新的可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租占旅顺大连湾，其他列强也纷起效尤，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争夺独占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在此忧患交加的时刻，翁同龢也意识到了变法的紧迫性，首先向光绪帝举荐了康有为，促使光绪帝排除守旧大臣的反对，令诸臣接见了康有为。光绪帝则在诸臣接见康有为后立即颁谕，为康有为进呈书递折铺平道路，表明他已决意变法求存，并公开支持维新派的态度。

而此时的慈禧，虽身居颐和园，却时刻密切关注着朝中。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而言，可以说是变法道路上一个最大的顾忌和阻碍。一方面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

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很难加以抵制的；另一方面，光绪帝明白他并不是同治帝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会不可避免地具有“慈禧既可以拥立他为帝，也可能废黜他”这样的心理阴影；最重要的是，朝廷中大多数手握实权的高级官员都出自慈禧的恩赐并效忠于她。然而为了变法，不做亡国之君，光绪帝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向慈禧太后要求“收权”。从颐和园返回清宫的当天，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告变法维新。新政伊始，光绪帝又亲自接见了康有为。但变法新政，却如梁启超所说，“因皇上无权，不敢多所兴举”。新政期间，光绪帝废科举，办新式学堂，鼓励“中外兼修”，倡导学习西方，挽救民族危亡。但由于一些新政策严重侵害了守旧派的利益，且慈禧太后暗示她将出手“阻之”，多数官员都采取消极的态度，因而新政的推行的效果并不大。各地的督抚中，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支持新政。多数地方官吏，对于频频而下的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还有很多人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有些地方官吏甚至“藉新政以扰民”。

在变法受到重重阻碍，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之际，为了不做亡国之君，光绪帝决心要以更有力的反击举动来冲开顽固派的防线，排除变法障碍，试图打开变法局面。自七月中旬（8月末）以来，光绪帝从裁撤闲散机构与冗员入手，向守旧势力发起了攻势，使已处于衰萎状态中的变法新政，又重新获得了活力。这在当时信奉先帝祖制的时代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创举，连康有为等人也未敢轻易触及。这表明光绪帝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已显示出自己的主见和一定的勇气，他的一些改革行动，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然而这一举动，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而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使众多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因而转向了反维新的阵营，使变法运动愈加陷入孤立和困境。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局面，光绪帝为辅佐维新的最高参谋班子挑选了的4个人，世称“戊戌四卿”，以继续推进改革深入。随后光绪帝宣布广开言路，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言事的力度，希望能把变法维新引向民间；准备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立“议院”；议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光绪帝所采取或准备采取的这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位少年天子的决心和勇气，使这场变法具有更加明显的民主政治改革意义。然而，却也正是这些举措，终于触及了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底线，使失败的阴影步步逼近。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策划发动了戊戌政变。趁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从此，光绪帝被囚于瀛台涵元殿，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在此之前，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然而光绪帝却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