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

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类经济政策。今天我们研究和探讨这些经济政策，是为了更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对当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

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必须要理解和弄清楚这一时期颁布了哪些经济政策，然后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间大约在1928-1937年间，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可归纳为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三大类。

一、财政政策。

（1）整顿税务。主要表现在关税、盐税、统税三个方面。关税方面，实行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各个击破方法，分别同各国谈判从新修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关税税进行了对此改革，特别在1930年将原来以银价计征的进口税改为以金价计税，关税收入大为增加。全国海关税征收进口税总数1931年比1927年增加了约4.8倍。1 盐税方面，颁布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100公斤征税五元。2 这是中央政府能够得到盐税收入，使得这一时期，盐税在税收收入中列举第二，并且同关税一样逐年增长。统税方面，“裁厘改统”即废除延续了70多年的厘金制度，对日用工业品开征统税，即一物一税。“裁厘改统”后，税目简化，税收渐趋合理，有利于商

品流通和工商业发展。同时，税收收入逐年增加，1927年统税收入仅为600万元，到了1928年为2970万元，1931年为8870万元，到1935年，统税收入为15240万元，成为第三大税源。3

三大税在具体征收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复征税、税率仍旧很高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三税的整顿，对三税的征收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1927年的三税收入有4650万元，合计占税项的84.6%，1928年就增长到25930万元，占税项的91.9%，到了1936年，达10146万元，占税项的95.5%。4 三税合计数在十年间整整增长了25倍，这极大地解决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

（2）整顿债务。其一，内债。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内战不断，军费开支巨大，只得大量举借内债度日。1927-1936年间，国民党政府发行有担保的内债总额43.42亿元。由于内债发行过多，财政不堪负担，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先后与1932年2月和1936年2月，两次宣布债务破产。并于1936年进行内债整理，由国家发行统一公债以掉换旧债，还规定了各种债务还本年限，同时还发行了62200万元的新债。这一年是该时期举债最多的一年。总之，国民党统治初期的内债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二，外债。与国民党对待内债的态度不同，政府在外债上则提高了信用。1929年成立“整顿内外债委员会”，专门处理还债问题，决定从关税中每年拨款偿还债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7年已基本还清了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债务。5 使政府的债信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筹措了内战资金，也不断扩大和巩固了四大家族新建立起来的金融独占

体系。

总之，通过对内外债的整理，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缓解了财政紧急状况，而且提高了政府的借债信誉，为抗战时举借债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而保障了抗战的胜利。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1931年的美麦借款、1933年的美棉麦借款，实际上是帮助美国销售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因此引起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狂跌，破坏了中国农村经济。

二、建立国家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

（1）建立国家金融体制。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上，“金融”列五大重大财政问题之首。于是，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权力量通过胁迫、改组等手段，削弱了民间金融资本地位，建立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金融体制。新构建的官僚金融体制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核心六家（四行二局）、五星无行（小四行和新华信托储备银行）、边缘三行（南三行），共计14家银行。6

总之，四大家族经过几年的巧取豪夺，建成了金融垄断体系，在全国金融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到1936年，仅中国、交通、中央、农民四行的实收资本即占全国银行的42%，资产总额占59%，发行兑换券占78%，纯益占44%。7 从而实现了，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不仅使国民党确立了对全国经济的支配地位，而且一举改变了长期混乱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对于全国经济快速而持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货币政策。具体实施的货币政策先是废两改元。1933年3

月颁布了《废两改元令》，改元两并行为单纯使用银元。这一改革获得了成功。它是中国币制开始走向统一，走向现代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改革意义。这一改革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业新旧势力的消长，钱庄等就是里受到打击，新式银行业进一步占据了上风。这一改革也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对全国货币发行权的控制。8

接着是法币改革。为应对美国的白银风潮，国民党政府采用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的“法币政策”。于1935年11月颁布了《法币实施办法》，法币先后与英镑、美元挂钩，法币政策的实施是国民党一下子集中了3亿元的白银，并且从全国来看，法币得到了推行，基本上收到了统一币制之效，实现了自清末以来历届政府为克服法币紊乱屡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制改革，有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也使得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国内金融的控制。9 与此同时，法币改革不仅阻碍了日本在华的利益，而且国民政府投靠英美势力的行为激怒了日本。日商在华银行带头反对交出白银，并竭力阻止其它外资银行将他们在华北的存银南远。日本侵略势力借口华北人民反对白银国有，大搞华北币制独立运动，阴谋使华北五省从中国分裂出去。10

三、产业规划。工矿业方面有1929年的《工厂法》、1930年的《矿业法》等，主要目的是激励工矿业的发展。农业方面，有1927年的《佃农保护法》、1930年的《土地法》、和1934年的《合作法》等，这些法令表面上看是解决土地问题，为农民服务的，实际上国

民政府是通过解决农村的地主和高利贷问题，为自己服务的。

这也是中国经济立法的第三次高潮，虽存在种种局限，但总的来说，它使中国基本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并且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这一系列经济法规，基本上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的高水准，在中国经济法规建设史上有较高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亦有较大促进作用。11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这三方面的经济改革和调整，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抗战前这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取得了显著成效。

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呈略高水平。整个中华民族时期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5.6%，而这十年间增长率为8.4%。在1936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306.12亿元中，工矿业产值为106.89亿元，和1920年的56.52亿元相比，增长89%。而近代的工业的产值为33.19亿元，又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与1920年占总产值的5%相比增长1倍。除交通运输业增长较快外，电子、橡胶、酒精等新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1936年，中国产业资本共计82.1亿元（东北除外），其中本国资本约17.76亿元，占21.6%，和1920年的3.03亿元相比，上升进5倍。12

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这十年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近代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时代的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仍较大。据一些权威资料表明，1933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只及英国的1/50、德国的1/64、美国的1/162，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2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