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奎因之综合——分析命题的批判

浅析奎因之综合——分析命题的批判通过介绍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划分方法的理论历史来源以及如此划分的目的，并通过分析奎因对分析与综合命题二分法的反驳，阐述奎因对意义、定义、保全真值的相互替代等分析方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指明奎因对于分析与综合命题二分法进行批判的哲学意义和不足。

标签：分析命题；综合命题；批判；意义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事实知识的区分以及莱布尼茨关于理性(推理)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的区分。

后来，康德曾明确提出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概念，康德作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是为了进一步引入他所谓作为真正知识的“先天综合判断”[1]。

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流派把这一划分当成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基本信条，不过他们嫌“判断”一词主观色彩过浓而换成了“陈述”或“命题”。

在他们看来：分析命题就是通过精释项来精释被精释项，并且被精释项未给精释项增添任何内容，其显著特点就是在精释项和被精释项之间存在着同一性[2]。

例如，第一，一切未婚男人都是没有结过婚的。

第二，等腰三角形是三角形。

综合命题是指在精释项在对被精释项进行精释的过程中，给被精释项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且精释项所增加的内容在精释项中不能想到，只能通过经验对其进行验证。

例如，1）明天是个晴天。

2）这朵花是红的。

这样的命题是综合的命题，谓词与主词无必然的联系。

因此，经验证实成为区分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唯一标准。

而奎因并不这样认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很难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一、奎因对分析性依赖于意义的反驳康德认为：“如果一个命题的真，以意义为依据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它便是分析的。

”奎因认为，意义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依赖于意义这个概念来分析分析性是行不通的，主要是由于意义不同于命名，意义和命名不可等同[3]。

对于物质名词来说，不同名词可以是同一事物的名字，但其意义有所不同。

如，两个专名都可以命名同一个对象,同时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意义。

奎因认为意义与命名的区分对抽象名词来说也很重要。

例如，数“9”是抽象的，但是人们为了形象地表达“9”这个数所具有的性质，用字符“9”来意谓“9”这个数，字符“9”这个应用来源于约定（命名）不需要经验验证。

而行星的数目现在可以用数字“9”来指称，但这种指称关系来源于天文观测，而这种意义是可变的。

奎因认为在命名的过程中，对于名词的命名活动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单独的名词要给一个抽象或具体的东西命名；而一个普遍名词是用于解释一个类概念，或者说给一个类命名，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普遍名词适用于一个个体，即一个类名的外延只有一个对象的情况；普遍名词适用于诸多个体，即一个类概念由许多对象组成；普遍名词不适用于任何个体，即一个类概念的外延为空。

通过单独名词和普遍名词的分析，得出分析性不应当以意义为依据，因为意义本身是晦暗不明的，无从把握，从而将意义的追问转化为对语言和陈述的探讨。

二、奎因对分析性陈述的分析奎因认为分析性陈述分为逻辑真理和通过同义性转换可以转换为逻辑真理的陈述，并且定义逻辑真理：它是真的，而且在给予它的除逻辑常项之外的一切不同的解释情况下，它仍然是真的[4]。

如果用“单身汉”来置换“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中的未婚男子来得到的，就形成了“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男子”,如果承认这样的命题是真的，也就无形当中承认了“单身汉”和“未婚男子”这两个词的同义性关系。

奎因认为认识这两类分析性陈述的困难依赖于一个和分析性同样要解释的“同义性”的概念，进而产生了用定义的方法来解释“同义性”的想法。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将第二类陈述转换为第一类陈述，从而得到分析性真理。

奎因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定义是编篡者对观察到的同一性的报道，这种做法是不能作为同义性的依据。

在奎因看来，无论对分析性怎样定义，“力图使之成为分析的”这个愿望是应该摒弃的本质主义残余[5]。

奎因进而将定义分为三类，主要包括：内涵定义，通常是纯粹的词典编撰法，即肯定一个在说明之前的同义性关系。

它通常以用法为依据，因此这种定义是以先前存在的同义性为报道对象。

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男子。

这样的定义只是以人们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用法为依据，单身汉与未婚男子的这种同义性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人们的用法为依据，解释性定义，是对被定义词的补充和改进。

在这种定义中，定义词在特殊条件的語境有清楚的含义，其是通过改变原有的词语，使其具有意义从而达到它在特殊条件的语境中和其他语境中的用法相区分的目的。

例如，“学生”和“三好学生”通过给“学生”这个词以一定的修饰，进而得到三好学生这个不同于学生的一个在特殊语境中有清晰内涵的语词。

解释性定义仍然是以定义词与被定义词之间的同义性为依据，因此最终还是要经过经验检验的。

规定性语词定义，这种定义纯粹是为了缩写的目的明确而引入新的符号。

这里定义项之所以与被定义项是同义的，纯粹因为它和被定义词同义这个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在创造出来之前定义项与被定义项是不存在同义关系的。

例如，“→”在逻辑学当中表示蕴涵关系，即当其前件真后件假的情况为假，其余情况都为假。

而这种符号的意义来源于这种规定，在规定作出之前这个符号根本没有这个含义。

由此可见，定义的三种方式除了规定性语词定义，内涵定义和解释性定义都以先前的同义性为依据，最终都受到经验的检验，因此定义不是同义性的依据。

想要用通过同义性来说明分析性，然而这种做法由于预先依赖于定义的同义性因此是达不到的预期的目的。

三、对保全真值的相互替代性的分析奎因在对用定义的方式来解释同义性的方式分析之后，接着又反驳了另一种方式：即想通过分析性来说明同义性，也就是用保全真值的替换方法来解释同义性，奎因认为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6]。

主要因为，保全真值替换原则不能适用于语词的片段。

例如，我们用汉语中的”单身汉”代替英语“bachelor of arts”（文学士）和“bachelor of buttons”(小果味饼干)中的“bachelor”。

显然，当我们这样代替的时候，短语的真值就要发生改变，保全真值替换原则不能适用于语词的片段。

借助“必然地”概念说明认识的同义性将导致循环论证；保全真值的替换不是认识同义性的充分条件。

奎因以原子命题和复合命题为例说明外延意义上的一致性并且认为：对于原子命题来说，其真与假由逻辑常项以外的题材决定，即：F(x)是否真取决于带入“x”的个体是否满足于“x”是人这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仍然依赖于某种特定语境的定义(换句话说依赖于人的主观经验得以断定)；对于符合命题其逻辑连接词的意义也依赖于人们的规定。

用保全真值的相互替代原则可以说明相互替代后的真值不变。

但不能说明相同的陈述含义上是否相同，也不能说明指称相同的谓词或单独名词的含义是否相同。

例如，“如果今天天晴,那么今天天晴”。

用“雪是黑的”来代替“今天天晴”其真值不变，但不能说明这两个词具有同义性。

奎因认为保全真值的相互替代性是相对于一个外延语言加以解释的，不是认识同义性的充分条件，进而提出认识同义性的三个标准[7]。

以“=”来连接的两个单独语词而形成的同一陈述是分析的，那么这两个词就具有认识的同义性。

以表示双条件句的语词连接的句子，例如，“当且仅当”，这样连接起来的陈述是同义的；如果两个语言形式是分析性的语言替代，（而不是保全真值的替代）并且除去语词的内部情况则可以将两个语言形式认为是同一的或同义的。

而这种分析性陈述是有适用范围的，即适用于外延语言，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在此基础上，奎因认为不能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二分，进而提出了整体主义科学观，即科学是一个整体，科学理论的各个命题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意义单位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命题，而是整个科学系统。

奎因这种整体主义科学观开启和奠定了科学观由孤立命题到整体系统、由静态逻辑分析到动结构调整的深刻转变，对我们从哲学角度准确理解科学性质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和评价向度。

四、奎因对分析—综合命题批判的缺陷奎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进行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十分有力的。

在此之后得出结论：“尽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具有它的先天的合理性,可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划出来,所谓要划出这样一条分界线的想法,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8]。

但奎因的批判并不能否定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只是说明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是两个典型的模糊概念，它们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和精确的区分标准，企图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实际上也都是模糊概念，要想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

它们之间的模糊不清主要是由于分析性概念本身的不精确定义导致的,但并不意味着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严格的界限。

奎因虽然能够对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截然二分作出深刻的批判，但并没有明确指出两者之间明确区分的标准。

参考文献：[1]吴炜.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及其对真理问题的意义[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4.[2]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94.[3]奎因.从逻辑观点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5.[4]曾庆福.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逻辑性质:从奎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谈起[J].云南社会科学,2006,(2):44.[5]奎因.蒯因著作集:第5卷[M].涂纪亮,陈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5.[6]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陈启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7][美]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0.[8]陈波.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