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企业成长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分析线索：古典经济学基于分工的成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规模调整的成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基于交易费用的成长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成长理论→演化经济学的成长理论→基于资源、能力、知识的成长理论→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成长理论→基于创新的成长理论→基于学习的成长理论→基于生命周期的成长理论成长概念的英文是Growth，中文可译为生长、发展、成长、增长、增加等，在经济学中多用增长一词。

如增长经济学、增长理论等。

在管理学中，则多用成长一词，如成长战略，成长曲线等。

本文是关于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故而采用成长一词。

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基于分工的企业成长理论）古典经济学用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分工→规模经济利益→企业成长），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歇尔（Marshall）、斯蒂格利茨（Stigler）等。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分工能获得更高的产量而成本更低。

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程度正相关，同时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不断形成。

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是企业成长的主要诱因——企业中生产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又进一步深化了企业的分工协作，如此循环往复，最后通过企业规模经济的获得实现了企业的成长。

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均忽视对稳定的均衡条件的分析，因此对企业随分工成长会导致的垄断问题暂时被放置一边，普遍接受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决定企业成长这一观点。

但当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试图综合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理论时，发现了两者的矛盾。

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性、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

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企业灵活性的下降，从而企业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的势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企业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

斯蒂格利茨（1951）从产业寿命周期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重新解释了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容的原因。

他认为在一个产业的形成初期，企业成长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分工来实现，企业大多数是“全能”企业。

随着产业和市场的扩大，原有企业通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实现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产业的社会分工扩大则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加。

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基于分工的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是分工的产物，市场规模决定企业成长规模和数量；获取规模经济是企业成长的动因，规模经济存在临界点，超出了临界点，企业就从规模经济变成了规模不经济；企业成长受制于所处的产业发展前景。

基于分工的企业成长理论说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分工不足，规模经济利益不能实现；分工过度，导致规模经济利益下降。

管理学中有关分工与规模经济的研究和解释？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基于规模调整的企业成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就是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

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

该理论以产业作为主要分析层次，把同一产业内的企业看成是同质的：同质的投入产出系统，相同的内部运行机制，相同的成本和需求曲线，只有规模可以不同。

企业本身是一个“黑匣子”，企业所要做的就是利用边际替代的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并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确定最优生产规模，制订生产计划、进行生产，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纳尔逊和温特，1982）。

新古典经济的企业成长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最优规模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没有预期的关系，只是在短期会出现资源向利润率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时形成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

当引入时间因素时，可以建立一种动态均衡模型，这时企业解决的是跨时约束最大化问题，企业目标相应地是实现未来利润流现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企业处于最优规模，如果未来预期的“最优”规模大于目前的最优规模，企业也会扩大产量，出现企业成长。

（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许多企业会出现快速扩张的可能，也许是盲目的）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基于交易费用的企业成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科斯，Coase，1937），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

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企业边界的扩大，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企业的边界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元化经营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主要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

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上述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

但是，一般而言，市场交易费用是与市场发达程度成反向关系的，即市场发达程度越高，交易费用越低，反之亦然。

按科斯理论的预测，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为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认为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场发达程度提高，扩大市场交易范围，一方面增加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只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费用，市场的发达与企业的成长就可以齐头并进。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1985）从资产专业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

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

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 1986）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纵向一体化的含义。

他将企业的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即企业契约是不完备的，谁能对企业中不完备的地方拥有决策权，谁就是雇主，谁就有权获得企业产生的剩余收入。

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能否发生，取决于一体化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带来的合并费用之间的比较，当前者大于后者时，纵向一体化就会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内容上：实现了从制度既定到制度变迁、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从完全信息到信息不对称、从无摩擦社会到正交易费用的修正、补充与拓展。

方法上：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边际分析与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

但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它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而是沿用了静态均衡和最优化方法，从而无法合理解释某些现实问题，忽视了企业中独特性资产和能力的所有权及其利用问题。

其次，交易成本难以说明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即为什么在相似的激励安排下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有的企业却遭到失败。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是有形资产的交易，对品牌、声誉和组织学习等无形资产关注不够，完全忽视了知识这一重要资产。

四、基于制度变迁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考察组织结构制度变迁）对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

而威廉姆森（1975,1985）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组织结构的演变，以及不同组织形态的效率。

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古典企业的组织结构为直线制结构，中间没有管理层，结构简单）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制度变迁是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企业经营规模扩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

大规模分配是指大批量经销商品的现代商业企业的出现，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晚于大规模分配，是因为前者除需要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上的突破。

二是把两者结合于一个单一公司之内的一体化，这种结合导致大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内部化，结合主要是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式实现的。

钱德勒通过对企业成长路径的经验研究，发现管理层级制是现代工商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历史看，现代企业曾先后采用过三种内部管理层级制：第一种是控股公司结构（holding company，集团公司），即H型结构，是现代企业成长中第一次主要的组织制度创新；第二种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功能垂直型结构（unitary structure），简称U型结构；第三种是以分权为特征的事业部制结构（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简称M型结构。

M型结构被钱德勒看成是对企业成长的一个反应，特别是对于现代企业多样化经营的一个反应。

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依内部扩张的筹资方式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