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的崛起与战前发展概况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问世，“——飞冲天”征服了西方，轰动了世界，使得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骤然提到了显著的地位。

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国际电影节上都能够得以获奖：1952年，沟口健二拍摄的《西鹤一代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导演奖；1953年，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和五所乎之助拍摄的《烟囱林立的地方》，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1954年，衣笼贞之助拍摄的《地狱门》获戛纳电影节大奖；同年，黑泽明拍摄的《活着》获柏林电影大奖；黑泽明拍摄的《七武士》、沟口健二拍摄的《山极大夫》同时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56年，市川昆拍摄的《缅甸的竖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1957年，今并正拍摄的《暗无天日》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1958年，稻垣浩拍摄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纪录，世界电影便从此记载了走在民族电影最前列的日本电影。

无可争辩的是，战后日本电影无论在西方人或是在东方人面前，都独树一帜地展示出了它那奇特、神秘的艺术空间。

日本电影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民族传统及文化特别的“关照”意识，给予了人们以全新的、强烈的视听感受。

然而，纵观日本电影的发展我们却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条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道路。

在我们对战后的日本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进行深入探讨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电影从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在神户与观众见面时起，到50年代日本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止，它已经走过整整的半个世纪。

在过去人们一提起日本这个民族，一般会说这是一个贯于抄袭的民族。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并非是日本民族的真正性格。

他们固然有抄袭的一面，但同时也没有忘记使之变为自己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

而这后一点才是真正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圣德太子，面对强大的中国文化所采取的就不是囫囵吞枣的态度。

他建立了自己的所谓圣德太子的模式，实际上放弃了独裁的欲望。

他提出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和官僚制。

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结果使天皇免受了一切历史变革的危害，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种人性化了的神。

德川时代末期，曾展开的那场“开国”与“锁国”的争论，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出现。

而明治维新所提出的口号是：“和魂洋才”(即大和民族的精神和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口号所体现的是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而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西方相匹敌的近代国家。

从宗教上看，日本人把我们儒学中的“仁”(人道主义的)，改变为他们的儒教中的“忠”(民族主义的)；把我们强调尘世、安静、隐居和长寿的道教，改变为他们激励爱国主—义相对天皇崇拜的神道教；把我们的佛教(虽是印度教，但从中国传人口本)变为一种慈善和福利事业。

从文字上看更具特征，日本有汉字(中国象形文字的演变)；平假名(日本本士文字)；片假名(多译西方外来语)三种文字的结合。

在生活上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日本人原来是在“蹋蹋眯”上放个坐垫坐在上面，当他们发现了沙发，并想把它搬进低矮的鸽子笼式的房间时，他们将两个扶手和四条腿锯掉了，然而这个怪东西放在“蹋蹋眯”上，看上去却是那样的协调和相称。

正是这样，日本人对于外来的信息所采取的不仅是“拿来主义”，而是以接受、拒绝和改造过程接受过来。

我们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电影也不例外，它同样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日本电影受国外电影的影响日本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初阶段，虽也有衣笠贞之助拜访苏联蒙太奇大师，也有沟口健二模仿德国表现主义，但日本电影还是更多地接受了美国电影的影响。

10年代末，曾在托马斯?哈伯?英斯的指导下当过演员的栗原(改名为：栗原?托马斯)从美国带回来“分镜头剧本”的方式，从源拉蒙回来的小谷(改名为：小谷?亨利)又带来了摄影和剪辑技术等，这些使日本人逐渐地懂得了如何去制作好一部影片。

20年代初，美国电影企业：联艺、派拉蒙、环球和福斯公司等，开始在日本设立了分公司，这便更加剧了他们对于日本电影的影响。

首先，日本的电影企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按照美国的电影企业组织起来的另外一个电影企业，即围绕着制片厂系统的电影企业。

在其他的国家，制片厂或私人公司，要么是所租用的建筑空间，要么是由国家所占有的制片公司。

而日本的电影企业则是由几个相互竞争的公司组成，他们各自拥有在合同下工作的作家、导演和技术人员，以及自己的创作基地。

我们较为熟悉的有这样几家公司：始建于无声时代“日活”、“松竹”两个最老的公司，“东宝”创建于30年代，“大映”创建于战争期间。

这种制片公司的体系最明显的标志之—，就是成批量的生产。

日本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每年固定生产400部以上的影片，仅次于好莱坞黄金时代。

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当好莱坞的产品数量下降的时候，日本电影以每年五、六百部的数量居然成为世界的首位。

然而，日本电影企业虽然模仿了好莱坞，但却形成了一套对自己有力的实践方法和传统。

他们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制片公司的制度上。

日本的制片厂系统是围绕着导演，而不是好莱坞围绕着制片人和明星。

日本的制片人，也只相当于好莱坞的第一导演助理，他不做任何决定。

日本电影用来招揽观众的也不是演员，而是靠导演。

我们从日本的片头宇幕上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他们所突出的是“监督”两个宇(ap导演；有时他们也用“演出”两个宇，同样是导演的意思，可以看作指导演员表演)。

对于电影观众导演也比明星更具吸引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

我们知道日本人有四怕：火灾、台风、地震和家里的父亲。

导演在一部影片中，就如同家长一样。

在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是很不容易的，是要在制片公司中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的。

制片公司并不从公司之外输入现成的人才。

这便形成了一套以导演为核心的“家长制”制片制度。

其次，影片的题材和样式，同样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

A、家庭剧，这一类型吸引了许多的日本电影制作者，而在这一类的影片中，小津安二郎是取得最突出成就的人。

他拍摄的《大学是个好地方》(1929年)和《独生子》(1936年)，就是他在早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影片。

小津安二郎和其他的一些电影作者提倡小市民艺术，家庭剧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B、喜剧片，日本电影接受了美国喜剧片的影响，特别是牛原虚彦还曾于1926年去美国登门拜访了卓别林。

在此以前，人们称牛原虚彦是“感伤的牛原”，而在这之后，他拍摄的《他和东京》(1928年)、《他和人生》(1929年)等影片，以富于幽默感和明朗的风格，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印象。

日本人还特别喜爱劳埃德的那种带着一副眼镜的滑稽的男人形象，并塑造了一个月薪阶层的职员，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努力拼命地工作，从中创造了许多的喜剧效果。

喜剧片中还有少年喜剧，描写了孩子们在游戏中迎接成年等。

C、剑朝片(也称：武打片)，这类影片受到西部片的影响，强调运动和节奏，塑造武士或具有现实感的英雄人物。

为了拍好这类影片，除导演外还出现了“武打教练”这种特殊技术的专家参与指导影片的制作。

声音进入电影以后，模仿好莱坞的音乐歌舞片，还曾出现了“小调”电影，等等。

二、日本的传统美学对日本电影的影响日本早期的无声影片，完全从属于舞台剧。

当时的拍摄方法，是将摄影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丝毫不差的按照舞台演出的空间和时间的形式拍摄下来。

类似于梅里爱，但又缺少梅里爱的想象力。

所反映在银幕上的基本上是歌舞伎和后来的新派剧的内容。

这种“罐头式戏剧”(片盒式戏剧)的无声影片，很长时间成为日本电影的主流。

至少这样一种原始主义的早期状态在日本电影中的持续，使日本电影大致落后于西方10年之久。

这种迟缓虽然有其日本电影企业组织较晚，以及商业方面的原因，或者机器、胶片的落后等等。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传统美学的制约。

日本人在接受电影这个外来艺术形式时，缺少一定的科学观念的基础。

因此，在电影中出现了一些极为奇特的现象。

比如：直到20年代中期，日本电影中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女性。

影片中所有的女性都由男性来扮演。

这在日本被称为“女形”，原指在歌舞伎等舞台戏剧中男扮女装的人。

日本的著名的电影导演衣签贞之助的事业就是从“女形”开始的。

“女形”在电影中沿袭了舞台戏剧的化妆和表演这是对于电影本身自然与真实性的极大牺牲，失去了电影对于面部的独特表现，影响着人物心理深度的展示。

正当欧洲先锋派电影艺术家们，探索着如何运用电影艺术的视觉影像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人物的心理，去努力创造着视觉语言的独特表现力的时候，日本电影却还没有解决电影最基本的观念问题——照相性、认同感，还没有意识到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不同，使电影束缚在戏剧的根源上，这里表明了日本电影对于电影的再现主义的拒绝意识。

再如，日本无声时期出现的“弃士”(解说员)。

这是个口才伶俐的人，他站在银幕的旁边，用舞台腔高声朗诵，有时还让几个人分别为银幕人物解说。

无论情节；人物多么复杂，他们全能说出来。

甚至使得影片离开了这些解说就根本无法看懂。

这里既和日本的“能乐”形式(能乐——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旁边是唱诗班为他伴唱和解说)相同，同时又保留了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所流行的说书传统。

日本观众对于这种“务士”不仅习以为常，简直是喜闻乐见。

他们有时去电影院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听解说员的口才。

日本无声时期的商业价值也似乎体现在这里，人们往往议论的是哪部影片的解说员好。

“奔士”甚至在影片的制作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发言权，他们看到样片不便于解说便要求剪辑师将片断加长或剪掉，其中他们最反感使用闪回镜头。

对于这些非常有威望的“务士”来说，他们从事电影艺术不是为了一种新艺术的发现和创造，而是为了谋生。

因此，他们强烈地维护着属于他们的艺术意识形态，结果使一种保守主义势力在电影中得到延伸。

“弃士”这种怪现象在日本电影中的出现是令人遗憾的，它不仅取消了宇幕的需要，同时也取消了电影本身对于“语法”、“修辞学”的需要。

这种矩绝电影剪辑的叙事编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声中最无声的影片。

而当这个在世界电影中独一无二的“弃士”，还在极大的程度上主导着日本电影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爵士歌手》轰动了美国。

这时的日本电影无论在思想上、经济上、技术上都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相隔二、三年之后，当他们意识到有声电影是无法拒绝的时候，首先出来迎接挑战的是沟口健二和五所平之助。

然而，他们无法掌握麦克风的性能，录下来的翻书声象打雷，扫地声象火车在奔驰，一个关门的声音往往要录上一天。

至于演员，以前在银幕上都是些哑巴，而这时正如大明星夏川静江所说的那样：“我不会演有声电影，一说话脸上的表情就没有了”。

这时感到最不妙的还要说那些“奔士”们，他们雇来暴徒袭击制片厂，关掉有声片声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甚至出现了流血的斗争。

但随着有声片约不断出现，一无‘声片逐渐的消失，“奔士”也无能为力，直到30年代末他们才从日本电影中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