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核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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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学习卡

组员：刘桂凤，张艳妮，唐丽红，郭洋

一，实践性学习

这种方法包括让学习者处在一个真实的，第一手经验的环境中去发现和实验，从而建构其中的意义体系来促进学生的理解。在有些时候这种方法可以宽泛的指代“通过做来学”或者“主动学习”

实践性学习是一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学习者通过将已有的知识和新知识结合来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式。这种理论解释了错误是如何帮助学习的。当学习者遇到与先前经验不符合的经验时错误便出现了。这种错误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者学习到了知识，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进行的肤浅的学习的到的知识。

实践性学习可以带来的是有效的认知性的学习。它是一种让学生感同身受和改变态度的高效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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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感官学习法。

所有的学习环境是在不同的区段进行多感官学习。看，听，触摸和移动是学习中的很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否需要利用多感官进行学习？从早期的教育指南编写开始，教育者就提倡多感官教学技术。通过设计学习过程让学习者使用多种感官。这样我们就可以是学习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激励性。学习者在利用多感官学习之后，也就更加容易记住相关内容。

教师发现使用多感官的方法对阅读困难者特别有用。

如果我们试图将学习者固定到特定的视觉，听觉，或者动觉的刻板印象上，我们就步入了

一个雷区。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个主导型的形态，但是大多数人赞同我们可以从充分发展感官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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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学习法。

合作学习法是一种小组学习的建构形式。它特别适合一个团队项目的框架项目。它可以确保个体学习者明白他们对团队的贡献是很重要的。

一个完整的合作学习发包括五个因素：

1.积极的相互依赖，——大家共存亡。

2.个体和小组责任性。

3.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它的电子等效。

4.明确学习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能力。

5.组织处理,评估团队运作和同意某一行为改变。

合作学习法的使用已被广泛的研究。人们已经发现为了它可以提高信息采集,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

它还可以鼓励积极的公民关系，促进平等性和多样性,例如,通过分解学习者之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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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别学习法

“区别学习法”没有唯一的定义，但是所以的定义都是以学习者个人的见解为支撑的。一些方法强调计划以至于个体学习者的需要能够被考虑进去。其他人认为“区别”作为我们了解哲学世界的引导和基石。

积极的学习方法，特别是经验学习和合作性学习，为“区别”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可能会争辩，从定义上来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促进的“区别”的有利发展。

很多模型都涉及到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这种观点是受到争议的，因为目前的研究怀疑很多工具过去常常是定义学习风格的。同样有争论的是“专家”学者就是能够使一种学习风格变得适应手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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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嵌入式文化、语言和计算能力

The skills for Life Strategy Unit 给出了下列定义：嵌入式教学把文化、文学和计算能力的发展同职业技能和其他技能联系在一起了。这种必备的技能能够增强学习者的自信、能力和动机，而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留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都是很重要的。

最近研究发现，嵌入式项目能够让学习者在动机和职业技能资格方面提高16%。

最近有些学者承认了把三者（LIN）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因此，学生、老师、培训师就有了价值观、政策和资源的支持，这些能够让他们获得这三种技能。

目前，与LIN相关的职业资源在不断的增多，职业专家经常也经常和LIN专家相互合作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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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习性评价

学习评价是学习活动的一部分，包括检查学习和形成反馈，也可以叫做并发性学习。

结构反馈对于学习者的动机和自尊有很大的影响，能够帮助学习者理解如何高效学习。

从基本层面上来看，学习评价让学习者反思自己的错误，他也能够给学习者提供一个一会来提高他们的学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当学习者、老师和教育者或者训练师参与到关于如何让学习者知道把重心放在哪以及如何

做的对话中时，学习评价的范围更为广泛。这时老师、学者或者训练师也能够看到学习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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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话学习法

这种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学习者应该在处于主导地位。它为检测学习情况提供了一个模型。它帮助学习者反思他们的进展状况然后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它也可以提供一个框架,用于教师和学习者在学习本身之间的对话。

学习对话的目的是：挑战和激发学习者。

以学习者为主导，将学习者的需求作为实施教学优先考虑的事情。

学习者参与制定和审查目标

使个人成为“专家”的学习者

鼓励学习者来反映和交流学习方法。

激励式学习对话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旨在促进学习者面临障碍时的改变。

学习对话对学习者的要求：

积极倾听>熟练,公开质疑>积极的身体语言。

教师、导师和教练的要求:

移情>客观性>不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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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理论与实践学习法

主要有两种方法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学习者反思自己的学习经验才能成功。

实践理论:在主动学习中,学习者通过归纳和推理形成概念。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引领他

们进入深入的探索,实验和调查。他们试图理解他们的发现并构建一个概念。然后他们通过测试他们对概念或理论的理解来检查他们是否使用正确并且在新的情况下它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些都是高层次的认知任务,它能够领导学者对基础概念进行深入了解。

理论到实践:在传统演绎的学习方式中,老师定义并解释一个理论,并用例子说明它。然后,他们要求学习者把理论应用在实际情况。这种演绎的方法把抽象的知识转化成了具体的例子。它有一个主题,需要一些特定的有关应用程序的理论知识以解决问题。许多教师、导师和教练会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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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使用电子学习技术法

技术为学习者的创造性学习提供了令人兴奋,主动学习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像在教育以外的使用方式一样进行应用：去研究、去沟通、协作和创造。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使学习者的主导地位成为现实,学习者可以搜索信息并找到自己的工具来促进学习。

移动技术给了学习者进行课外学习的机会。一些教育工作者利用电脑游戏的技术参与并激励学习者。其他人则担心这会导致或者鼓励学习者花太多的时间在屏幕面前。在更多传统形式的电子学习中,学习者只需要完成电子工作表或者在这种电子学习中，哲宗交互式白板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注入式教学法”,而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被视为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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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模型化学习法，

模型学习法将学习者置于一个他们可以接触到话题内容，可以有四位支撑的情况下，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学习。

专家的角色是：

1.让学习者的思维自动的进行运转，使思想明确。

2.准确诊断学习者当前的技术水平和任务困难，将任务分解成一些小的步骤，允许学习者逐渐的独立。

3.向学习者介绍专家所使用的“拇指规则”。

4.促进学习者经的反思过程,

教师、导师和教练也参与他们希望学习者所采用的模型行为,例如,通过自己的使用的语言和相关的方法联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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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外语教育

摘要：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和掌握外国语，既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的需要，也是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尽管当年有重重困难，但我们中国共产党仍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革命干部。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延安大学、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等，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

外国语学社，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解放战争时期的外语教育

正文：

（一）外国语学社。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走俄国人的路”，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得出的结论。自此，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相继建立。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为此目的，由俞秀松、李震瀛等人于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公开形式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上招生，但多数学生还是经人介绍而来的。如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周兆秋等人均经毛泽东同志介绍，不远千里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学生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何今亮、曹靖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许之桢、梁柏台、彭述之、柯庆施、卜士奇、彭澎（非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彭湃）、华林、傅大庆、丁玲、韩慕涛、周伯棣、曹平、蒋热血、韩平等人。

外国语学社的主课是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校长杨明斋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的夫人担任俄语教师，后来学生增多，又请了王元龄（女）来教俄文，李达教授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

外国语学社的设备极其简单。楼上是教室，不上课时移作他用。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自修。只有少数学生在校借宿，如刘少奇、俞秀松、许之桢、柯庆施等。

杨明斋在这里还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出版报纸《劳动界》，专门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学社里不少学生协助通讯社做收发、缮写、校对等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些学生中挑选了二十余名团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曹靖华等同志。

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不足一年，1921年7月停办，它的教学活动、内容、成绩可惜没有详细的记载。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她为党培育了一些革命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赴苏学习的同志，学成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成为党的领袖，多数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二）：上海大学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最早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2年10月，它在原东南专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校址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师寿坊， 1927年春迁往江湾新校址。该校设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尚属首创，所以该校约有十分之六的学生读社会学系。

当时，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双方真诚合作。他对上海大学甚为关注，亲自批准月拨万元资助上海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于右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兼任校长，后因事赴粤，校务交由副校长邵力子（当时系中共党员）负责，教务长一职先后由叶楚仓、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担任。

上海大学成立之初，经费短缺，设备简陋，而革命思想磅礴，革命精神昂扬。入学青年大多是革命志士，教授讲师中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知名人物，还有专家和学者。虽有一些教师思想反动或晚节不忠，但校内政治思想活动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

许多知名的共产党员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如：李大钊主讲历史学和社会主义释疑；瞿秋白任上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陈望道任上大教务长甚久，讲授汉语语法及修辞学；副校长邵力子讲授古代散文及新闻学；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心理学；张太雷、杨贤江讲授国内外时事；肖楚女做过“什么是帝国主义”的报告；茅盾（沈雁冰）讲授《西洋文学概论》；邓中夏、张国焘等也曾在上海大学讲过课。

上海大学的外语课程有俄文、英文、德文和日文。任弼时于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大学教初级班俄文。高级班俄文课则由蒋光赤（蒋光慈）担任。他也是 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国的。他在上海大学还教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

教授英文的除茅盾外，有一些专家、学者，如：周越然，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在上海大学任英国文学系系主任，讲授西洋文学名著选读及英文文学翻译；王登云，上海大学初期的英国文学系系主任，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在上海大学讲授高等英文文法和英文作文，并提倡语音一定要符合伦敦标准语音

的要求；朱湘，留美文学士，给社会学系上英文课，英文选材结合社会学课程，大多系各国马克思主义学

者的名著；张君谋，任英文特别讲师，除教英语外，还讲授《欧洲史》。此外，还有英、美、德、苏、日等国教师来校讲学或教外文。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上海大学成立不足五年，前后共有1，800余名学生，其中部分学生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年中，上海大学造就了不少对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运动极有贡献的人才和社会知名人士。它在中国教育史及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三）：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工作，均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为了使敌工干部在阵前能用日语喊话、呼喊口号、用日文写标语传单、对日本士兵进行劝降缴械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敌工干部训练班和学校里（如抗日军政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开展了日语教学。开始，只是用拼音的方法学一些简短的日语口号，后逐渐转为较深入的学习，如阅读敌方的文件资料，写日文传单等。后来，一些日本士兵被俘或投奔我方，经教育后参加了反战工作，其中有些人协助进行日语教学，教学条件和质量都较前有明显的改善。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苏联同延安根据地有了直接联系，派来少数医生和技术人员，送来药品和俄文书报。这样，学习俄语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新华社、新中华报社、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文化协会、文化俱乐部等部门，相继开设了俄文讲习班，由曾在北京大学学俄语的王禹夫担任教师。后来，马列主义学院因编译马列著作的需要，也开办了俄文讲习班，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师哲任课。开始各班竟有二、三百人前来听课。后因工作流动性大，不少人难以坚持学习，听讲人数逐步减少，最后每班保持在三、四十人之间。当时的俄文课本由以上两位教师合编，以语法为基础，由语法、课文和练习三个部分组成。课本随编随教，刻印成讲义及时供给学员使用。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能做到这样，确也难能可贵。在师哲任教的班里，学员有唐海、纪忠泉、郭静、吴良柯、杜、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等。在王禹夫执教的班里，学员有陈泉璧、华君武、陈企霞、李舜琴等。学习成绩好的学员一般都能搞些笔译工作，如陈波儿就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果戈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其他学员也初步掌握了俄语语音、语法和用词造句的知识，为进一步学习俄语打下基础。

上述俄文讲习班多带有在职或业余学习的性质。当时，专门学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有：延安大学俄文系延安大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1年9月22日，由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校合并而成。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吴玉章号召青年“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1944年，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也并入该校。延安大学领导人有吴玉章、周扬、谢觉哉、赵毅敏、刘披云等。主要教师有何思敬、范文澜、冼星海、张如心、何其芳、舒群、胡蛮、李伯钊、徐一新等。

1941年秋，延安大学开办俄文系，黄正光（越南人）任系主任兼主讲教师。助教有唐国华以及留苏归

来的李松青等。该系共收学员八十余名，编成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学员大多曾在王禹夫任教的俄文讲习班里学过俄文，如许文盖、许虹、白朗、沈霞、章林、肖义、张东川等。普通班人数较多，但坚持学习、后来一直从事有关俄文工作的有何理良、朱子奇、陈辉、阎明智、苗秋林、殷俊、谢挺扬、李琼、张芷、刘达、羡汝芳、郭培兰等人。

延安大学政治课以大班方式上课，俄语课则分小班进行。教材均为教师自编，多半选自俄文书报，刻印成讲义发给学员。会话教材则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常生活临时编写。语法教材系将刘泽荣主编的《俄文文法》印成讲义使用。当时，校内已可看到《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报刊，但份数不多，大家视为珍宝，争相传阅。这些报刊确是当时学习俄文的难能可贵的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普通班学员打下了俄语基础，高级班学员则能笔译苏联报刊上的一些短文。如许文盖曾把《真理报》上的“列宁的勋章”等文章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2年底，从延安大学俄文系挑选了十几名学员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志愿转到别的学校学习，或参加工作。1943年初，延安大学俄文系即告结束。

延安外国语学校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向苏联突然发动大规模进攻。党中央预见到，要打跨德、日、意法西斯联盟，就必须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尤其要同苏联人民和红军联合作战。因此，加紧培养懂俄文的军事干部，已成为当务之急。1941年8月，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建立，不久改为军事学院俄文科俄文大队。朱德总司令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他指示俄文大队要大力“培养通晓俄语、能会话、能联系实际的俄文翻译人才”。军事学院俄文科主任为卢竞如，俄文大队长为常乾坤，教导员为张培成。俄文大队共有113名学员，编成五个班，常乾坤、刘峰、张培成、卢竞如、李洁民分别担任各班的俄文教员。1942年1月，俄文大队划归中央军委领导，成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校长为曾涌泉，教务长为卢竞如。年底，延安大学俄文系十几名学员编入俄文学校，系主任黄正光也随学生转往工作。

1944年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了适应美军观察组即将来延安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新中国及早准备外交干部，外语人才（包括英语人才）的培训工作一定要加强，1944年4月，党中央决定将军委俄文学校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先后由曾涌泉、杨尚昆担任，教务处处长仍为卢竞如。该校设俄文系和英文系。两个系的教学人员名单如下：

俄文系：系主任由卢竞如兼任，队长兼协理员袁敦民，队长曹慕岳，教员有常乾坤、刘峰、张培成、李洁民、杨化飞、赵洵、钟毅、李荣华、韩斌、黄正光、唐国华、邵天任、曹汀、王连、刘群、李海等人。

英文系：系主任为浦化人，队长孟华，协理员吕学坡，支部书记彭光涵、田健，教员有马牧鸣、唐海、温健风、朱仲止、王大才、李晓黎，兼职教员有陈家康、黄华、柯柏年、马海德、林迈可、沈建图等。

俄文系有100余名学员，英文系有60余名学员。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大多从事外交，对外文化交流、外

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各部门、各院系的领导骨干。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最初是培养军事翻译，以便同苏联红军联合作战。后来俄文系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开设英文系后，又增加了培养外事翻译的任务。这样，培养目标就包括了政治、军事、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学制没作硬性规定，它带有储备干部的性质，一旦需要，随时调离学校参加工作。延安外国语学校从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前后经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中间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训外，大多数学员学习外文的时间有三年左右。

该校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都紧密结合培养目标，根据生活实际和未来工作的需要，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实用性较强，能做到学用一致。教学内容也比较精炼，学生负担不重，只要完成规定的课程，人人都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阅读其它书籍。

该校始终发扬教学民主精神，教师大多不是本行出身，没有为旧教育思想所束缚，敢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是照搬苏联的，也不是移用英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在他们看来，哪一种教法对学生学习有利，就应采用哪一种，不必拘泥于一定的程式。师生之间平等相待，学员对教师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教师也经常征求学员对教学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师生合作、教学相长，使教学质量得以逐步提高。

延安外国语学校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它为新中国创办新型外国语学校、培养懂外语的革命干部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放区扩大到华北、东北等地区。驻扎在东北和华北的苏联红军，同我军和我地方政府有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各行各业的干部都需要懂得一些俄语。于是，在张家口、旅大、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里开始形成了一股学习俄语的热潮。不少大学和高中的外语课都改为俄语（东北地区各大学俄文课每周至少四小时），电台也开展了俄语广播教学。

除了群众性的俄语教学外，专门的外语教学此时也有了发展，1945年8月，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分两路出发：一路到达张家口，办起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外文系，1945年12月27日改名为华北联大附属外国语专修学校，下设俄文、英文两系，另设晋察冀军区外文干训班。1948年12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于是华北联大外专改名为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就在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的基础上办起了北京外国语学校，这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延安外国语学校另一路师生在卢竞如的率领下，行军前往东北，于1946年4月抵达长春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卢竞如、谢嘉彬、金毅夫前往哈尔滨筹建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所学校于1946年11月正式建立，归东

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领导。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卢竞如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政治委员，原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赵洵、高士英、张天恩、高亚天（高中一）、卢振中、付克、苏英、尹企卓、吕学坡、阎明智等陆续调来工作。1948年秋，张锡俦来校任副校长，王季愚任政治处主任，赵洵任教务处主任。同年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刘亚楼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学校归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为张锡俦，副校长为王季愚、赵洵。赵洵兼任教务处长，高亚天、阎明智任教务处副处长，张天恩、苏莫、卢振中、付克等任班主任兼俄文教员。到1949年底，哈外专已发展到54个班，在校学生达1，600余人，中国教师60余人，外籍教师100余人。

哈外专的办学目标在于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俄语翻译干部，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运用俄语从事军事、政治、财经、文化、宣传等部门的翻译工作和大中学校的教学工作。学制为二至四年，着重培养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能力。外籍教师采用直接法进行教学，中国教师讲解语法并进行辅导。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国前我党创办的这几所外国语学校，在政治思想教育、外语教育、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和教学行政干部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全国一解放，一批新型的、革命化的俄文专科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才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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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凤霞;清末民初（1902-1922年）英语教育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1年

王爱华;英语教育普及背景下的中国口译职业现状与前景[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