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评论】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_评莫言的_蛙_

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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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莫言的《蛙》

莫言在谈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时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

①这何尝不是莫言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作为一个已经写出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写作《蛙》时有很高的起点，对于像莫言这样“重复自己是可耻的抄袭”的成熟作家来说，写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对已有作品的挑战，在阅读《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蛙》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处理莫言在谈大江健三郎时提出的两个问题？《蛙》的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历史的机缘在不同的时代为人物的命运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戏剧性，在历史宏大的机制下，个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历史性和想象性混杂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评价历史，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并获得反思历史的机会与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在命运的播弄和历史的夹缝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不同，小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生活细节，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时代政治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甚至是哲学的思索和启示。小说家与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会诊断，一切皆在人

物、故事、场景等想象之中，充满模糊意味的隐喻和人物故事孕育着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到历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历史，在文字的缝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历史的某些症结。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生育传统的国家，计划生育国策与国人的香火观念、生育权利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当代中国生育问题对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饱含着普通老百姓血泪情感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责任感，看到了这样充满悖论的历史现实。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19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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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雄

CREATION

AND CRITICISM

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阶级斗争年代，姑姑因为恋人飞行员驾机投敌受牵连，她成为社会的专政对象，受政治打击和身心摧残。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个优秀的计划生育干部，她铁面无私，为工作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为革命工作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她为维护国家的法律，赴汤蹈火般地迎接一个个的任务。这是个为时代牺牲的人物，在她光辉的历史下，她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伤害。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姑姑成为非法生育妇女的敌人，头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身上有很多伤疤，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给她最沉重的精神负累的是她逼死了几个怀孕的妇女，被人诅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过的，一个人仿佛受了历史的欺骗，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隐喻了她一生所背负的罪恶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

这个曾经的“政治斗士”，其悲剧如小说的叙述人蝌蚪所说的，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但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士”，她医术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违法怀孕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她作为妇科医生的本能也会被唤醒，甚至在面对母牛难产的时候，她也会出手，她还不止一次地无私地将自己身上的血输给病人。这样一个充满精神光辉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剧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帮凶，曾经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质疑的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

除了姑姑，小说中的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等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当代社会左右了众多人物的命运。

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最终也成为

“香火”观念的不自觉继承者，追随姑姑战斗了一生的小狮子充当了观念的帮凶。高密东北乡最漂亮的姑娘陈眉外出打工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了面容，被迫与人代生孩子充当

“孕奴”为父还债，又被出尔反尔的袁腮等人欺骗，精神上饱受摧残。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国家、

家庭、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困境中作为生育的“容器”丢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二

据莫言自己的讲述，《蛙》的写作有一波三折的经

历，早在2002年就写了15万字的初稿，主要是采取主人公坐在舞台下观看舞台上上演他创作的话剧的方式展开构思，穿插主人公的回忆，再描写剧中人的表现和观众的反应，可谓是一个多角度叙述表现历史的构想，后来觉得自己这样的写作太过“混乱”了，可能会构成对阅读者的折磨。②这篇小说后来采用了剧作家蝌蚪写信的方式，以5封短信、

5篇故事叙述加上一个剧本构成，既有多维的叙述角度，又有叙事上的明晰性，符合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这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

《蛙》分为三种语言叙述故事，书信、小说讲述、戏剧融为一体。内容上，三者相互映衬，书信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戏剧是真假混合的，小说以这种真真假假的方式切入时代，让读者深思，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新颖变化，而是引导读者从小说表层超离出来，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如同小说中李手对蝌蚪所言：“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现实和戏剧的内在本质被人物一语道破，在这里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蛙》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是以一个文学青年向一个文学家请教的口吻写的，涉及的主要事情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将姑姑的事情写成文学作品。这种叙述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内容，使小说有了多重意义空间。比如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的，形成了对故事的补充和映衬。再如在另一封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

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在这样的段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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