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想象 读书笔记

《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读书笔记

陆晔和潘忠党合著的论文《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采用实地考察，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探讨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面临的三种推拉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

文章的切入角度是“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建构和表达他们的专业理念”，这个角度被成为“成名的想象”。那么到底怎么理解“成名的想象”？记者成名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关系到了媒介角色、社会功能、新闻生产过程等等非常丰富的内涵，因此这篇文章探求的并不是什么是名记者或者如何成为一名名记者，而是新闻从业者怎样想象自己的名望，即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期待。

一、研究内容

这篇文章并不难读，原因之一是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和现象是读者能够理解或者有所感受到的。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党性原则的政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上述问题在今天看来依旧没有解决，因此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强烈的现实关注价值，将大家熟悉的问题通过一种系统化的、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提炼，加深大家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深入思考。

1.1党对媒体的控制

文中引用的著名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所说的，“中国新闻记者的出现，是在西方大炮轰开中华封建帝国大门之后。当他们的手开始拿起笔杆的时候，他们的脚便踏在正孕育着巨大变动的大地上”。民族和国家的危亡唤起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他们的办报议政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办报人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

例如文章在谈到“正式”与“非正式”同行认可方式时，讲到成名传统，列举了一系列以抓住宣传政策为“主题”，写出有影响作品而成名的新闻工作者，包括穆青、范敬宜、艾丰、郭超人等，集中反映了70年代“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这个成名的传统。

宣传体制带来了一系列清规戒律，主管宣传部门给新闻宣传单位下达了的各种指令和禁令，不难联想到中国新闻界的一条规定“同级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新闻从业者即使心生反感，也不得不从于党在议程设置上具有的最高权威。

文章也就此提出了一个概念“收编”，官方“收编”新闻工作者及其实践表现在建立各种专业奖励和提拔，而奖励和提拔的重要标准又是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新闻改革中，新闻实践者也在与这种控制进行着反抗。正如文中所提到的另一个概念“反向收编”，文章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揭秘新闻栏目将宣传体制的要素转变为话语和新闻资源为例，论述了新闻实践者不直接对抗主导意识，反而以对“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要求化为正当化基础，以“反腐败”和“健全法制”等政策来建构话语。

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不到尊重，新闻内容的生产必须面对宣传部“审

查”，而没有独立判断的权利，其“专业化”的表现仅仅是形式、手段上。

1.2市场经济对于媒体的诱惑和支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宣传体制内获不到应有回报的新闻从业者感受到了源自市场的诱惑，这也使得专业理念与“宣传制度”的冲突愈发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偿新闻”的诞生。不难联想到在重大的灾难事件面前，当地政府为了“稳住形态”而贿赂前来采访的记者，部分记者选择接受并噤声。这也已经成为了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媒体的威严性和可靠性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部分网络造谣者也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一些“标题党”的文章发表仇官仇富的言论，而受众在对现有的宣传制度失望和对媒体部信任的情况下会选择相信这些言论。

文章中分析，这种违背新闻专业伦理的做法是源于被囚禁在“宣传体制”内后对于自己专业身份认同的拒绝。这种拒绝是对宣传体制基本原则的颠覆：党的宣传工作者不再神圣，党的新闻事业中的社会和象征资源是可以在市场流通的产品。

1.3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

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时常会混淆职业角色，“为民请命”、“追求社会正义”等等成为他们所想的责任。因此往往在实践中，这种过于膨胀的“使命”和“道义”优势会成为干扰事件发展的因素。文章中举例河北省电视台《新闻广角》一次“惊心动魄的采访”，他们要求公安局配合节目的制作实施抓捕的行为其实已经是粟裕制造新闻，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

这种“逾越”新闻从业者本职所体现出来的“道义感”并不完全是源自从业者自身，更多的是源于社会对他们的超出这种角色定位的期待，当人们的权利在正常法律途径得不到解决时，就会寄予于媒体，这也催生了各地的“揭秘新闻”。

这三种力量在新闻实践中是在相互的渗透和拉扯，目前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仅仅是破碎和局域的呈现。到了最后，还是会回到众所诸知的结论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需要新闻从业者的努力、体制的变迁、社会基本机构的变迁。

二、研究方法

我认为相比于这篇论文的结论，其研究的方法是更有启发性的，正如原文所说，“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这项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有句话叫做“研究问题决定了研究方法”，那么研究专业主义话语的建构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的传播学量化研究？

那是因为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主体其实具有非常多面性和复杂性的：他可能在这个场景里头呈现出来的是这种面貌，但是换了一种场景，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这种复杂性和多面性如果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就会被全部抹杀掉。比如说在身份认同：内与外的互动这一部分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某电视台的采访部，记者们聊天，说到稿件不能发，会愤懑地说：“有时想想，不如回家抱孩子去。”一天一位部主任在办公室里踱步，看看两个实习生，突然冒出一句，“毕业后最好别做新闻，没意思，做什么都比做新闻好。”这种新闻从业者在非正式场合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正如老师所讲的，一个优秀的研究者是不会放过任何情境（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下被研究者的状态，这也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