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

美国霸权的基本轨迹大致体现了从美国到美洲，从美洲到世界的脉络。美

国霸权是从美洲地区走向全球的，美国独立实际上就是挑战英国霸权的结果，

独立之后的美国首先就致力于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影响，建立与欧洲之旧世界相

对应的美洲体系这一新世界，而门罗主义就是其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1898年美西战争确立了美国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排除了欧洲的影响，并获得了

进入亚洲的桥头堡。此后，以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美国进入与欧

洲争夺亚洲利益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完成了从美洲到亚洲的跳跃，进入了争霸世界之列。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美国与欧洲分享全球政治

主导权的企图没有成功，但十四点计划使得美国获得了战略理念的制高点，国

际联盟成了门罗主义应用于全世界的逻辑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势力

拓展到西欧和东亚，源于美国本土安全环境的有利性，美国腾出手来专门应对

欧亚大陆的安全事务，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力量，并对苏联的扩展企图进行了

坚决且不乏弹性的遏制。冷战结束被视为西方世界乃至美国的胜利，美国霸权

开始向各个问题领域扩张。与此同时，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及其破坏作

用的放大，美国的本土安全开始受到关注，欧洲加强与拉美关系的战略动向也

使得美国进一步关注其美洲基础，鉴于此，美国对其制度霸权的地区布局进行

了调整，从而在美洲，欧洲和东亚重构其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

美国霸权战略最为辉煌之处在于，通过国际制度布局创造一个全球性的的

政治经济合作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洲为基础，将欧亚大陆裹挟

其中。欧亚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中心，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

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美国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机遇，在确立全球制度框架的同时，也在欧亚大陆建立

了一个以其为中心的联盟体系，从而夯实了自己的霸权基石。美国至高无上的

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所支撑的，而防止欧亚

大陆出现一个能够向美国挑战的强权是其战略布局的核心目标。

美洲是美国霸权的发祥地，在美洲扩张成为美国实现其霸权的第一步，独

立于欧洲的美洲体系是美国对外扩张的第一个宏大梦想。《门罗宣言》是美国

把外交重心从摆脱欧洲影响转向在美洲扩大影响并最终创立其主导的美洲体系

的里程碑，是美国与欧洲争夺美洲霸权的宣言书，其中所体现的门罗主义被视

为美国的主体原则，并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石。“天定命运观”也是美国在

美洲扩张的指导思想。西奥多罗斯福推论是门罗主义的延伸，表明美国的扩张

主义意图不再局限于阻止欧洲各国干涉美洲，而美国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干

涉美洲各国的内部事务。美洲国家组织具有一切美国主导国际组织的特征，即它赋予美国特殊的国家优势及其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借以约束美国行为的工具。美洲国家组织也是美国为称霸世界而建立的第一个区域性政治军事集团，其创立标志着美国孜孜以求的美洲体系终于形成，它完全排除了欧洲国家的影响，甚至成为美国向美洲以外发动冷战的重要基地。

美国霸权的形成与欧洲有着摆脱不开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立国就是挑战欧洲在美洲霸权的产物，至今对美国影响至深的孤立主义思想就是针对欧洲这一旧世界设计的，而作为美国主题思想的门罗主义也是阻遏欧洲霸权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的契机，而冷战的爆发赋予了美国确立资本主义国家盟主的机遇，由此引起的东西方对立首先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双方均将对方视为非我族类，形成对欧洲中心的分治，从而给美国确立西方霸权提供了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削弱了欧洲的全球霸权，而此后的殖民地人民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独立革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解体，也代表着美苏对抗的不可逆转。大西洋联盟以北约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职能；以马歇尔计划为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力求全面复兴西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战后初期，美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苏联对西欧的直接威胁，而是各国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和共产党势力的上升，这一政治经济情势与美国扩大国外市场，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国内经济目标相结合。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巩固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西欧的战后复兴，但它也加速了欧洲的分裂。作为美国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他促进了美国的对外资本和商品输出，为美国采用经济手段介入和控制西欧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为大西洋政治军事联盟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北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美国确立了西方霸主地位，也标志者美国以欧洲为战略基点的全球部署基本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欧洲一体化的催化剂。苏东集团的解体实际上撤除了美欧特殊关系的外在屏障，美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直接和富有战略性。鉴于国际制度的滞后性特征，美国无意维持既有国际制度的权威性，而是力图凭借一己之力加以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约束他国而约束美国的战略工具。欧洲一体化进程与国际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欧洲则强调建立一个基于国家法和国际制度的全球秩序。美欧之间对国际制度的不同战略导致了对世界局势截然不同的判断，并集中体现在世界走向的解读上。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自19世纪失去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崛起，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

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利分配，利益分配，观念

分配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国际秩序是一

种国际公共物品，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

的合作与冲突。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实力基础上的利

益分配，观念分配以及反应三者分配结构与进程的国际制度也将处于变动不居

的状态之中，国际秩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利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制度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

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进程与

速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后者并不会迅速冲击到既有的结构和国际制度，鉴于国际秩序处于这些结构与制度的顶端，滞后性也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基本特

征之一。

真正全球性体系的出现有赖于地理大发现。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开创

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到19世纪中叶，当中国也被殖民体系所触及之时，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形成了。功业革命，运

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的紧密联系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

围内的加速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此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当然，全球化有其内

在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世界非均衡性的加速发展，即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全球化在构建全球

秩序中发挥着双刃剑的功用。相互依赖导致国际竞争冲突更加激烈，而相互依

赖本身也成为制裁对方的工具。但它可能会使各国在处理冲突时采取明智的理

性态度，用对话代替对抗，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