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赵西亮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收入不平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一国总体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国外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本文就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ummary (Zhao Xi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come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decades, there are literatur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enlighten. This article makes a summary of the literatures from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research area.
Keywords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大，据有关资料，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

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4年0.16增加到1994年的0.30。

另一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8上升到1995年的0.429，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223上升到0.286，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到0.445。

①这种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呢？收入分配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我们又应如何调整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考察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出发点。

实际上，经济学中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整个古典经济学几乎都是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总结，运用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需求的畸形发展，从而出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效购买力的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世界1929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也发现了这一基本矛盾，即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工具，以卡尔多（Kaldor, 1955）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发展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他是在凯恩斯的框架内，假设社会上有两种人，即资本家和工人，而两种人的储蓄倾向不同，资本家有更高的储蓄率，社会储蓄率是两者的加权平均，假设储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投资需求。

所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影响社会储蓄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并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财富将向资本家集中，从而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即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经济稳定条件），导致经济波动。

而库兹涅茨（Kuznets）195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一文可以说是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奠基性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库兹涅茨考察了美英等发达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降低。

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储蓄高度集中但收入不平等却在降低。

比如美国当时最富有的5%几乎拥有2/3的储蓄额，最富的10%几乎拥有全部的储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最富有的5%的人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另外，城市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而工业化并没有增加这种不平等程度，所以他认为这是两个迷。

为了给这些现象以经济解释。

他构造了一数值计算表。

就是在这张表中，他的计算模拟得到了后来所说的倒U形曲线的假说，即经济在从一个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在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逐渐增加，而当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已经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后）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降低。

随着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减少。

库兹涅茨的工作引起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有大量文章试图将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模型化，比如罗宾逊（Robinson, 1976a, 1976b）的工作。

实证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文章也非常多，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进行这一工作，比如Bourguignon & Morrisson(1998)、巴罗（Barro,1999）、Panizza(2002)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收入的功能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方面。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低谷，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兴趣也降低了。

而19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兴趣又增加了。

不过，这一阶段的文章大多是考察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是考虑收入的规模分配方面而非功能分配，我们所综述的文章也大多是这段时间里的文献。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而主要的因素有资本、劳动力①参见赵人伟、李实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第43页。

和技术；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或教育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所以收入分配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上面提到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间接对经济增长起作用。

下面我们就按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来进行讨论。

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理论模型，主要综述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四种机制；第二部分是实证检验综述；最后是总结。

一、理论模型
1、资本市场不完美
第一个内在的机制就是信贷市场不完美(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它的内在机制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通过这一因素影响投资和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在这些模型中，借款的有限责任意味着不同的人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同的。

信贷市场不完美主要反映在不对称信息及法律的限制上。

由于信贷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投资机会是与个人的资产和收入水平相关的。

穷人通常会受到约束从而放弃回报率比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没有扭曲的收入再分配可以提高平均的资本生产率。

通过这种机制，不平等的减少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Becker (1975) 和Atkinson (1975)就发现在资本市场不完美条件下，收入分配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影响。

因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条件下，个人的贷款利率高于出借人的借款利率(或存款利率)。

所以对穷人来说借款比较困难，那些具有大量初始财富的人不需要进行借款就可以进行投资收益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但穷人由于初始财富的约束，必须借款才能进行投资收益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借款又比较困难，所以财富约束会限制穷人的投资机会。

Loury (1981)的文章也有类似的结论，但在他的文章中，人们的初始财富长期会收敛到一相同的水平，所以收入差距在长期来看是不存在的，从而资本市场不完美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Galor和Zeira (1993)也是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得到多重均衡存在的，收入分配会影响到短期和长期的产出水平。

他们以OLG模型为基础，假设每个人只生活两期，并且每个人只有一个父母和一个孩子，即人口数量不变。

整个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在第一期个人要进行决策，是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还是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期时接受教育的作为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没有接受教育的还是以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

个人在第二期进行消费并给孩子留下遗产。

个人的效用是个人消费和留给下一代遗产的函数。

由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生产力也不同，从而熟练劳动力由于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而有较高的生产力，他的工资水平也较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较低。

由于个人可以通过搬家等方式来逃避债务，债权人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会对贷款人进行监督，而监督需要成本，所以个人的贷款利率高于市场的利率。

但企业由于搬迁不方便、声誉等方面的原因不会逃避债务，企业的贷款利率是市场利率水平。

通过贷款人和借款人在资本市场上的均衡以保证贷款人收支平衡和债务人的激励相容约束，得到个人贷款会有较高的利率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作者证明了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人力资本不可分的假设下，个人财富长期内会存在两个均衡点，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s x和一个较低的收入水平n x，当个人的初始遗产超过g(n x<g<s x)的人，他都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个人初始遗产低于h (h为投资人力资本的最低水平，h>g)的人需要借款，高于h的人不需要借款，并且长期中他的财富水平会是s x；初始遗产低于g的人，无论他们是借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还是不借款直接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加工作，他们的长期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都会趋于x。

也就是说，在个人初始财富低于h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借款进行人力资本n
投资来使个人的收入水平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s x，但也有一部分比较贫穷的人即使他能够借款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长期看他们的财富还会进入一个较低的水平n x。

而长期内一国x x x L L是与一国中低于g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决定的，如果一国的平均财富水平-(-)/g
s s n t
初始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初始财富低于g的人很多，那么长期内国家还是比较贫穷；相反一国比较富裕，人们的初始财富都比较高，低于g的人数比较少，那么长期内这个国家财富也会在比较高的人均财富水平上达到均衡。

尽管一国初始的财富水平比较高，但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只有少数人的财富高于g的水平，而大多数人的初始财富都低于g 的水平，那么这个国家也会变的贫穷，即长期内会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均衡。

所以，收入再分配政策在他们的模型中是有作用的，如果对富人进行征税使其初始财富仍然高于g，而对财富水平低于g的人进行补贴，那么显然这个经济中，富人仍然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穷人由于得到政府补贴相当于减少了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也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长期来看这个经济会达到更高的产出水平。

并且作者分析，在他的模型中，如果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或工资水平的增长，那么会得到收入分配不平等也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政策征税的成本比个人借款成本低，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和 Newman (1993) 的文章是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假设下，分析了收入分配如 Banerjee
何通过影响职业选择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作用。

他观察到各国的职业结构非常不同，有些国家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农民、手工艺人和小企业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是有大量的企业家和工业工人。

两个国家在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方面非常相似，但他们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职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也显著不同。

他们在文章中分析了收入分配与职业选择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职业选择可以通过几个途径影响经济发展，一是职业选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收入分配将会影响到储蓄、投资、风险、人口出生率以及产品和生产的结构，而这些因素显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影响作用。

反过来，经济发展也会影响职业结构，经济发展改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从而使职业结构发生变化，当然也会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产生影响。

他们的模型结构也非常简单：因为存在资本市场不完美，个人的借款数额会受到限制。

所以，那些需要高投资的职业穷人就很难得到，这与Galor和Zeria (1993)的模型相似，所以这些比较贫穷的人将会为那些富有的人进行工作而成为工人，这里可以将工资契约看成是金融契约的一种替代，而比较富有的人则成为企业家。

在他们的模型中，显然收入分配成为职业选择的决定因素，而职业结构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影响。

他们的模型结论是一个经济的繁荣还是停滞是依赖于这个经济中财富的初始分配情况。

如果一个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即穷人人数与富人人数的比例比较大，那么长期的均衡是大量的失业和低的工资水平。

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中初始的穷人数比较少，那么经济将会“起飞”，长期均衡会在高工资高就业的水平上达到稳定。

Caroli和 García-Peñalosa (1999)和Aghion和Bolton (1997)将资本市场不完美和 Aghion,
道德风险等变量引入模型，证明了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

如果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够减少不平等程度，那么收入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他们的内在逻辑很简单，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降低了投资机会，特别是穷人的投资机会，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不平等降低了贷款者努力的激励，产生道德风险，降低经济增长率；不平等会产生宏观经济波动，降低经济增长率。

在这些情况下，通过再分配政策可以减少不平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他们的第一个机制是通过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投资机会，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二个机制是因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激励冲突问题，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下面我们简单对其两个模型描述一下：
Aghion et al的第一个模型以Stiglitz (1969) 的文章为基础，并假设资本市场不完美，即不能任意的借贷，总量生产函数不是社会总资本的函数，而是所有个人生产函数的加总。

因
为个人的贷款能力受到限制，财富的分配将会影响他们生产能力，从而影响总产出水平，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构中，还会影响经济增长率。

他们证明了，在存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当个人的生产函数是凹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将降低经济增长率。

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富人征税以补贴穷人），将提高总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再分配政策在缺乏完美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增加了投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Aghion et al的第二个模型是关于收入分配通过影响激励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前提仍然是资本市场不完美，由于事前契约不完全或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出现的还贷的可实施问题。

这个模型是以Banerjee和Newman (1993)和Aghion和Bolton (1997)的文章为基础。

在这两篇文章中，道德风险都是来自于有限责任，即借款者以其所有的财富为限承担责任。

因此，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可能性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有关系：成功了个人得到项目总收益扣除还款额后的部分，失败了他得不到任何东西，但也不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结果，个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比债权人期望的小。

而在Aghion et al的模型中，个人努力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向关系，所以由于道德风险问题，个人的努力水平总是低于最优水平(First-best)，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道德风险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率越低，这可以从Aghion模型的经济增
长率方程中得到：
1
ln ln
t i
g e di
σ
=+∫，其中t g是经济增长率，i e个人的努力水平。

所以
再分配政策可以减少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个人的努力水平，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基本机理都是类似的，即因为资本市场不完美，收入分配影响了个人对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的投资水平，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参见Banerjee 和Newman (1991), Tamura (1991), Golmm 和Ravikumar (1992), Piketty (1997)等。

2、政治经济模型
这类模型是通过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两种机制决定的，初始的收入分配会影响政治过程，即投票者的偏好，从而影响收入再分配政策，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类文献主要有Alesina和Rodrik (1994), Persson和Tabellini (1994), Perotti (1993), Bertola (1993), Bénabou (1996)，H. Li和H. Zou (1998)等。

Alesina 和 Rodrik (1994) 的模型，是将政府生产性的服务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一个指标，加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利用中间投票者原则，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在Alesina和Rodrik的模型中一个关键的变量是个人的劳动与资本禀赋的相对份额iσ，它是与收入分配有单调关系，iσ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最低为1，即完全平均。

政府对资本征税以提供公共服务，而这种公共服务是生产性的，并且每个生产者进行生产都必须使用公共服务，由于公共服务是公共品有外部性，这与Romer(1986)的模型相似。

经济中也只生产一种产品消费品，最优的经济增长率是与政府的资本税率有关的，具有非线性关系，即在税率较低时，税率的增加提高了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率，而当税率较高时，税率的提高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资本税率与经济增长率成一倒U形关系。

而政府的决策是选择一最优资本税率，以最大化社会的总福利水平，政府的决策依据是根据中间投票者原理，即政府的决策受到中间大多数投票者的影响(这里的投票并不是完全指政治的行政过程，而是反映了中间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所偏好的理想税率是不同的，收入越低的人偏好越高的税率，而收入越高的人偏好越低的税率，这是很直观的。

最后会发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里，最终的资本税率并不是在经济增长最快的税率水平上达到，而是在低于经济增长最快的资本税率上达到。

中间投票者的人均收入越是低于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政府就会选择越高的资本税率，从而经济增长率越低。

所以，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是与经济增长率成负向关系的。

H. Li和H. Zou (1998)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模型，不过在他们的模型中，政府的服务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费性的，对资本的税收没有象Alesina和Rodrik (1994)模型一样进入生产函数而是进入到个人的消费函数，从而得到相反的结论，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所以他们认为在现实中，政府的税收既有消费性支出也有生产性的投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不明确的，会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模型分析了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是以OLG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个人进行工作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政府对个人收入征收比例税，相应的税收收入在所有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而较高的税收将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率。

但由于穷人比富人支付相对比较少的税收而得到比较高的转移支付。

所以如果中间投票者的收入水平与平均的收入水平之比越小，即收入越不平等，社会将偏好越高的税率，从而降低了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与Alesina和Rodrik得到的结论相似。

Perotti (1993)和Saint-Paul 和 Verdier (1991)以相似的模型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两篇文章中个人都对政府的公共支出进行投票以决定公共支出水平，经济增长是以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动力的。

在Perotti 的文章中，个人通过投票决定转移支付的水平，从而决定了个人的税后收入水平，个人可以进行教育投资，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在Saint-Paul 和 Verdier的文章中，个人对政府向教育上的公共投资水平进行投票，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这类模型考虑的是事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影响到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收入再分配政策会对未来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这与第一类模型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类模型基本上是考虑事前的不平等直接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下面看另一种机制，社会动荡模型。

3、社会政治不安定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使穷人参与犯罪、暴动等社会不安定行为。

而这些行为直接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这些活动所投入的时间和能力没有进行生产性的活动。

另外防止这些行为发生的活动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产权的威胁也会阻碍投资，所以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方面的文献有Grossman (1991, 1994)，Acemoglu (1995), Grossman和Kim (1996), Tornee和Velasco (1992), Tornell (1994)，Benhabib和Rustichini (1996)，Hibbs(1973), Venieris和Gupta (1986), Gupta(1990), Alesina和perotti (1996)，Bénabou (1996), Benhabib (2002)。

Grossman和Kim (1996)考察了个人之间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生产、掠夺和防卫活动之间资源配置的一次博弈；Benhabib和Rustichini (1996)的文章表明，社会冲突限制经济增长的程度除依赖于初始水平外，还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平等的程度，在连续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所有参与人的效用相同时的经济增长最快。

Bénabou (1996)在他们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说明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他的结论是可维持的经济增长率与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和集团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负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集团之间收入和政治权力分配的相对不平等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作用。

他的模型是由两类人构成，分别消费社会初始资源的一部分，余下的作为积累进行生产，生产技术是线性的。

当收入不平等时，较穷的人可能会偏离社会最优的战略，即两者都采取合作的策略。

一方偏离会得到更多的消费水平，但是以另一方的消费水平降低为代价的。

所以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增加时，产权安全受到威胁，直接影响到投资和积累，所以会降低经济增长。

Benhabib (2002)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

因为过度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