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瓷器

○ 中世纪的绝唱——唐诗浸润中的长沙窑瓷器

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是指古罗马至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前后跨度近1000年，即4世纪到14世纪。这一段时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至元朝。从陶瓷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非常重要时期，其主要的陶瓷品种都已形成和发展。长沙窑瓷器是其中重要的瓷器品种。纵览中国陶瓷的外销历史，长沙窑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但长沙窑昙花一现的历史，使得它久久尘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直到20世纪，随着世界考古的发展，长沙窑瓷器才开始漫漫揭开其面纱，尤其是海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陶瓷学界的关注。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从文化情境和历史渊源看，长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名城，我们清晰的记得商代的青铜大器——四羊方尊就是出土于离长沙不远的湖南宁乡，战国时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西汉时期描绘天上、人间和地狱的“T”型帛画就是出土于长沙；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显学》和《说林》中提到的“象人百万”和“刻削之道”的木俑也是以湖南长沙等地为多。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于雄浑沉郁的楚文化背景之中的长沙，让我们能借屈原叩而问之的《天问》去做一次长沙窑瓷器在诗文情苑内的探寻和思考。

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到：“湘瓷泛轻花”。“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

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泊舟于铜官，他在《铜官渚守风》中写到：“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历代文献记载中提到“长沙窑”鲜有所见。除上面陆羽提到的外，摘其如下：黄矞在《瓷史》“李唐”中写到：“······定州花瓷、湘州花瓷、渤海紫瓷······”（湘州，南朝时辖长沙和湘阴等地）《瓷史》中继续写到：“······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则亦当时之珍品，故诗人咏之。矞尝见杨息柯前丈藏有小圆盒三事，······制作古雅，底有‘乾元年制’四隶字，白地蓝花，绘潇湘风景。乾元系肃宗年号，仅有二载，决非伪托，其即泛轻花之湘瓷。然则瓷器之识年，不自宋始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岳窑”中写到：“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茶经》谓又次于婺瓷，然青固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悉胜于寿州、洪州者。”邵蛰民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写到：“岳州窑（湖南），唐代湖南岳州所造陶瓷，青色。”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得出这些信息：长沙窑瓷器在唐代已经产生，而且成了诗人笔下的华章。长沙窑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载体——“青则宜茶”。长沙窑瓷器在当时的地位远远不及越窑和邢窑。无论从文献的记载和时人的评价均可显示出来。长沙窑瓷器的历史很短，文献中少有提到宋代以后的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的特征——青色和花瓷。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

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挤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现摘录部分唐诗文如下：

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

韦承庆《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

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刘长卿（709—780）《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鸟飞平无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贾岛（779—843）《遇海联句》：“海鸟浮还没，山云断便连。掉以波里月，船压水中天。”

白居易（772—846）《问刘十九》：“二月春醴酒”

“千里人归去，心画一怀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

“一月三场战，曾无赏罚名。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

“自从君别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