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做为一种治疗

论哲学作为一种治疗

维根斯坦在具哲学探索里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哲学的性质（nature）的看法，他认为哲学并不能如科学般建立知识体系，哲学只能负面地作为一种治疗的工具。有关的讨论部分大约在109至113节。本文的目的在握要地解释维氏持这种见解的原由并讨论其得失。要了解为甚么维氏持这种「哲学治疗」观，我们当由他对语言的见解稍作介绍作为开始。维氏认为语言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文字或一切符号）的意义大部分来自它们在其处的语言游戏里的逻辑位置，说简单一点一个字或符号的意义就在它们于语言中的用法。(PI 43)举例来说，在英语中"Fire"这个字有时候它是指火这种东西的一个名词，比如在"This is fire."这个句子里"fire"的意义就是指火，它的作用就是指涉火这种东西；有时候它却是一句求救的句子，比如在"Fire!"，可见一个字或符号在它不同的用法中就有不同的意义。

维氏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的产生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此一真相。他在哲学探索的开始里便举出了奥古斯丁作为误解语言性质的代表。奥氏有如大部分的人（不只是哲学从业员）认为单字只是事物的名字，而句子则是这些名字的组合(PI 1)。在对语言的这种了解下我们不难想象柏拉图会问甚么是「公义」、「美」、「五本身」、「圆本身」这样的问题，更构造了理型论去回答这些问题。相信柏拉图去问「五」是甚么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五」这个字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用它来计

算对象的数量(PI 1)。若我们像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那样认为文字只是事物的名称，则我们很自然会去问有关于这些事物的问题；反之，我们则会如实地了解「五」为一计算用的符号，并不会去追问有关五这一事物的事情，更不会走上类似理型论的路上去。

像奥氏和柏氏对语言的误解所产生的哲学问题不只在远古才有，事实上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一直到维氏本人的后期以先的弗来格及罗素等逻辑家也是如此。罗素及维氏本人的前期作为逻辑原子论者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反映世界的图画。他们认为（罗素起码同意）世界是由事实(fact)组成的，而事实又由原子事实(atomic fact)组成，而原子事实又由简单事物组成(simple object)。人们用以表达或反映世界的就是语言整体，语言又由表达事实的命题(proposition)所组成，命题又由对应于原子事实的基本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组成，原子命题又由对应于简单事物的符号组成。由此可见在逻辑原子论者的眼中世界的最基本的实体就是简单事物，而我们语言最终也该由对应于这些简单事物的符号组成。对维氏而言，简单事物只有逻辑特性，即「简单事物」所指涉的就是当世界被分解至没法再分解的那些微小部分，如在哲学探索里提到的，当世界被如此分解时，此一状态总可以被描述的，「简单事物」就是指涉这些微小部分的总称。(PI 50)明显地，如果一套语言不能由对应于简单事物的符号组成，则这套语言就是一套比较不精确地反映世界的图画。对于逻辑原子论者来说，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不精确的语言。这种对语言的观点就好像是说模糊的语言其意义也模糊，在沟通上造

成混肴，作为沟通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它不能胜任。因此，去发明一种绝对精确的语言成为了哲学家的责任，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维氏再一次以对语言真相的揭露来取消此一哲学问题。文字或词语(words)的意义既是在其用法，则只要在一个群体里成员们所用的一套语言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足够让他们之间成功地沟通的，那么这套语言的文字和词语之意义就有足够的精确性。换句话说，我们无需像逻辑原子论者一般狭隘，认为只有指涉「简单事物」的符号组成的语言才是唯一精确的语言，也就是那套理想的(Ideal)语言。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套理想的语言在那里等着哲学家们去发现或发明，我们只有一套套适用于不同环境和用途的语言。在军队里有较简单的指令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有较繁复和精确的日常语言、物理学家所用的科学语言就远比我们日常所用的要精确得多。若有一天有人发现了宇宙中最小且没法再被分解的组成部分，他们（懂这些东西的人）为了要沟通和表达这些东西自然会发展出他们之间的语言。也就是说这种绝对精确的语言要在有人要用才会有意义，也才可能被发展出来，若有这么一种语言也「轮」不到哲学家们去发展，哲学家只能描述已存在的语言的功能。所以去发展这种绝对精确的语言的责任不是哲学家的，更非一哲学问题。以上只是其中一些维氏消解哲学问题的例子。由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维氏认为哲学家们的「病」就是误解了语言，哲学问题就是误解了语言之后的「病征」。只要人们了解到语言的真相，这些病就会痊愈，也就是其「病征」（即哲学问题）会消失。因此哲学再不是建立知识的学问，而消除疾病的治疗方法，它的任务

就是取消一切哲学问题，并且厘清一切语言的混淆。(PI 118) 对维氏这种哲学治疗观的第一个批评就是：如果哲学的功用只在于取消哲学问题，那么我们为甚么还要哲学？只要我们从起头就不要进入对哲学的探索，我们便不会有任何哲学问题，那就更无需要哲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去医治这种疾病了。维氏的回答如下：「人类是深深地被困在哲学的（即文法上的）混肴里……但这种语言之所以发展成这样是因为人类曾经－有和现在有－那种倾向以这种方式思想。」(MS 213)意思就是说人类天生就有被语言的外表混肴的自然思想倾向，所以凡人（不只是哲学从业员）都会因对语言的误解和混肴产生哲学问题。既然人类天生就被迫坎入哲学里，作为治疗的哲学便是负有重大任务的一门学问了。

对哲学治疗观的第二个批评是比较有力的。有些哲学问题并不是由对语言的误解和混肴产生的，即说它们并不能由对语言的正确了解来取消。例如：「甚么是公义？」(Whatis Justice?)当我们明白到「公义」虽在一句句子的受词位置，但它所指的并非一个实体，我们当然不会像柏拉图般构造一理型论来回答这问题，但这并不表示这个问题就可以取消了。「公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是指一种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那么「甚么是公义？」可更准确地写成：「怎样的交易关系才算是公义的呢？」或「一个社会怎样才算是公义的？」这些问题历代和当世的哲学家们都提出过和尝试解答过，它们明显是一些哲学问题，但其产生并非是由于对语言的误解，而是现实地当人们需要建构一个安稳的社会时所发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