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中的中国、印度及其世界性

《瓦尔登湖》中的中国、印度及其世界性

王学良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100871）

《瓦尔登湖》是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一部作品。其中描写了作者在瓦尔登湖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在湖畔，他自己建造了用来居住的小木屋，吃自己种植的玉米、大豆等庄稼。他的大量时间用于在湖边散步、林中沉思。也是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两部著作的初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其中的《瓦尔登湖》也许还处于日志形式。《瓦尔登湖》曾被奉为美国超验主义圣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美国人从《瓦尔登湖》中寻找支持和力量；当代美国文学界生态批评文论家将其视为生态文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现代城市生活的烦躁和工业、信息社会的喧嚣，回归自然的冲动又使许多读者重新阅读《瓦尔登湖》。由于《瓦尔登湖》不断地被重新提起从而确立和巩固了它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意义在于文化，文化的建立同样来源于生活。在《瓦尔登湖》中，梭罗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梭罗在作品中引证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化经典，包含了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典籍，涉及了世界各大文化圈，以此与他的林中生活进行互相印证，以探索更高的生活规律。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经典的引用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可见《瓦尔登湖》有着深刻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意味。

1827年1月，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论他刚刚读完的一部中国传奇（可能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时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1]歌德以天才的眼光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认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应是有意识的世界文学写作，他批评了德国人“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2]强调了关注他国文化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文学的模范不是中国、德国、也不是其它个别国家，而是希腊。“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为典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需要模范，我们要经常回到古希腊那里去找……”[3]熟悉世界文明史的人知道希腊的文学的繁荣是和其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希腊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它与后来日益分裂的各国国别文学是不同的，歌德以十分独到的眼光认识到希腊文学的典范性。从世界文学的角度上看，梭罗的《瓦尔登湖》同样进行了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努力，奠定了其写作的世界性胸怀。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兴起梭罗的阅读热潮，从中国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也可以说明《瓦尔登湖》的世界性意义。[4]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整整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编者注：“文学”一词的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中国学者钱理群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译成‘世界文化’可能更恰当一些。”[6]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在这里更偏于指向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他们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世界文化的来临（当然也包含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详细论述要等到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建立重要的问题是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它的实现可能要由敏感的文学写作

来首先触及。虽然诗人歌德和哲学家马克思预示了世界文学及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可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作家们的世界文学意识还不是很强，大多数欧美作家的写作还是着眼于欧洲或西方，对于东方关注的西方作家并不多。梭罗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刻联系的作家，于是他的美国人的西方作家身份和其与东方文化的关联使其写作呈现出一种世界性，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这一点我们从《瓦尔登湖》中对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大量引用可以看观察到，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以哲学家的思想、散文的写作文体方式、诗人般的意境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作了一次伟大的尝试。

比《共产党宣言》发表还早一年，梭罗于1847年9月6日从隐居的瓦尔登湖畔回到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开始写作和不断地修改他的《瓦尔登湖》，7年后，到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作家梭罗写作《瓦尔登》之时，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梭罗可以读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经典的译本。“当梭罗从一个英国朋友那里得到一批东方书籍之后，他便与爱默生分享了这些财富，……”[7]。所以《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自然地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化眼光，在《瓦尔登湖》中有着熔铸世界文化的文学报复和哲学思考。它为美国文化的建立和文艺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自然为基点，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面对真实的生活世界，以世界各大文化为参照，对于人的生命进行了卓越的探讨，成就了《瓦尔登湖》的不朽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梭罗去林中生活只是想面对最基本的生活事实来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去尝试和试验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去过忠于自己本性的生活。关于为何去林中生活，梭罗在书中做了解释，“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万不得已。……”（《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P84、P85），在林中生活中，梭罗重新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用自己的双手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后，他开始向生命迈进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是梭罗进行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平台，最基本的生活世界将是对于文化的深刻检验。据统计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了中国主要是儒家的著作达十次之多，同时大量得征引了印度典籍，西方的著作特别是希腊的经典随处可见。我关心的是梭罗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中任意穿行的，东西方文化如何在他那里得到了沟通、对话和统一，这对于大谈文化冲突的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篇》中，梭罗引用孔夫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P10)他认为“一切人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来。”(P10)由此他阐述了生活的必需品的内容包括食物、住宅、衣服、燃料。只有满足了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才可以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展望人生成就。梭罗在生活世界的建立之初，就与中国的孔子取得了一致，甚至是生活本体论的一致，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不用管我们不知道的，运用我们已知的知识，类似于西方数学学科的建立基于几条公理一样的知识态度的诚恳开始他的生活。这足以令东西方文化冲突论者惊讶，人类之初，面对基本的生活世界，东方、西方实际上相差不大，他们的生活理念是可以相通的。梭罗认为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舒适的生活，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对于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他认为这是非生活的东西，应从生命中排挤掉。这与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引自《论语》）有着精神上的一致。世界上的冲突，大多与个人或群体的奢侈无度欲望膨胀有关,那其实已经离开了真实的世界，从中产生的文化必是伪文化，与野蛮相去不远了。比如从美国发起的海湾战争、轰炸南联盟、直至发生令美国震惊和恐惧的去年的“九一一”事件到现在，美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及世界恐怖主义组织的冲突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对抗，我们在其中看到他们的利益和文化冲突根本没有多少是必要的，可以说那是欲望过度的生活世界和在其上面建立的伪文化的冲突。美国实在有回到像《瓦尔登湖》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进行自我的更新的必要。比如美国到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