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佛教思想的体现

《野草》中佛教思想的体现《野草》面世已八十多年了，但面对这一丛“野草”，总是隐隐感到，有一种核心的东西存在着，却难以抵达。

像一粒跌落人间的陨石，尽管再小，却来自一个更广大的宇宙，《野草》的背后，似乎也有一个广大而未知的精神世界。

《野草》的信息，只有在进入这个精神世界后，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破译。

我想指出的是，这一隐藏在《野草》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佛教。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作为“鲁迅与×××”的研究模式，早已成为研究对象，鲁迅与佛教的事实性联系，就像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也几乎被穷尽。

基本的事实是，鲁迅接触过佛教，曾大量购阅佛典，但他并没有皈依三宝，在气质与个性上看，甚至与佛教相当隔。

这里强调佛教对鲁迅的影响，就像上文所言《野草》背后似乎有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一样，确实是出于一种直感，我感到，在外在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与佛教似乎格格不入的鲁迅身上，潜隐着一股来自佛教的气息，这些，亦已成为人间鲁迅的底色。

鲁迅与佛教，二者若即若离，且皆幽深曲折，若仅限于事实性层面，或仅执著于佛教的义理作对照式阐释，似难深入。

深得佛门三昧的徐梵澄曾借用庄子“雷声而渊默”语形容鲁迅：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的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而致。

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功夫。

显然，这必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

①诚哉知人之言，其人更多的精神信息，蕴于“渊默”之中。

但由“雷声”而探其“渊默”，则又何其难也。

《野草》与佛教，亦复如是。

一鲁迅与佛教的因缘鲁迅与佛教，曾有一定因缘。

为求平安，他自小就被父亲领着拜当地长庆寺的主持和尚龙师傅为师，赐法号长庚；幼时出入迎神赛会和目连戏，“无常”和“女吊”等佛、道结合的民间宗教文化，也给他一定的熏陶。

如果龙和尚是他的第一个师傅，则他的第三个师傅也与佛教有关，留学日本时，曾随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和楚辞，章氏其时已转治佛学，倡以佛法救国，深请唯识宗。

也许正是受章氏影响，青年鲁迅曾在日本时期的《破恶声论》中为佛教辩护，称“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而怒斥那些“毁伽蓝为专务”的人。

②民国初隐默于北京绍兴会馆，“寂寞”中曾大量购读佛经，1913年始日记中出现购读或借阅佛典的记录，1914年尤甚，《日记》所记该年书账，佛教经论等竟超过百分之八十，确属惊人。

当然，买了不一定就读了，从那一年日记看，鲁迅经常给“二弟”（周作人）寄佛书，故不排除有些书是为后者买的，日记中亦殊少读经的记载，但于十月四日则很不显眼地记有“午后阅《华严经》竟”，③《华严经》是卷帙浩繁的大乘经典，可见鲁迅于此确曾孤诣苦心。

好友许寿裳谓“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④在此期间，他与教育部同事许季上过从甚密，许是精通梵文的佛教徒，二人经常相互交流佛典，鲁迅于1914年还专门出了一大笔钱，由许季上经手，托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广布流行。

但鲁迅与佛教的直接联系，似乎到止为此，1915年后鲁迅所记书账中，佛书开始渐渐减少，至1917年9月22日日记中记有“午后往图书分馆借涅槃经”⑤后，他与佛教的事实性联系，除了文章有时触及佛教的言论，线索几乎消失，这大概与他此后不久加入《新青年》的举动有关吧。

佛教对鲁迅究竟有何影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看过佛经后，曾对他感叹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真是大哲！”⑥同时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⑦许氏认为，“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

”“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

”⑧许氏之言当为不虚。

鲁迅以后的文章涉及对佛教的评价并不多，从留下的片言只语看，在大、小乘之间，他似乎褒小乘而贬大乘，垂青于小乘的执于亲躬和严于守戒，而对大乘的徒作空言和流于浮滑颇有微词。

⑨鲁迅没有皈依佛教，其人个性气质和人生态度，都与佛教有一定距离，然所谓受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信仰与皈依与否。

实际上，人们与周围思想信息之间的联系，或多或少、或此或彼、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其迎拒取舍、吐纳更张的错综情形，虽局中人亦难分清，何况佛教义理广博，层次繁多，其所受影响，并不是斤斤执著于某一教义本身所能说明。

佛教要人们看事物取“中观”，不可偏于两边，此亦应作如是观。

佛教在听闻、观想和修行上分不同层次，由浅入深。

所论《野草》中的佛教影响，也应由表及里，下面亦依次述说《野草》所受佛教的影响。

二《野草》中所现佛教的雪泥鸿爪《野草》所受佛教的影响，如果仅从文本表面判断，就可以把捉到一些线索。

一是《野草》中佛教语汇的大量存在，如：虚空、布施、大欢喜、大乐、虚妄、悲悯、伽蓝、火宅、大火聚、三界、地狱、剑树、曼陀罗、牛首阿旁、一刹那……其中，“大欢喜”一词竟出现六次。

那些本源于佛经，但已被现代汉语所通用的词汇，虽所在皆是，但此处似不适作例证。

甚至，《野草》语式和节奏也似乎受到佛经的影响。

试举几例：《淡淡的血痕中》：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

《金刚般若菠萝蜜经》：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墓碣义》：……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于……”的句式，于佛经颇为常见。

如《大方广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于一法中了一切法。

……于一毛道中现一切世界。

于一毛道中现于十方。

……于一众生身现无量众生身。

于一切众生身现一众生身。

于一生身现三世生身。

……于一佛身现一切众生身。

一切众生身现一佛身。

于众生身现净法身。

于净法身现众生身。

另外，《影的告别》中的“彷徨于无地”，与《八千颂》所谓“住无所住”；《求乞者》超越“布施”之心，与《金刚经》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相布施”；《希望》一文之“绝望之为希望，正与虚妄相同”与《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等等，都似有若即若离的关系。

当然，所列诸例毕竟数量有限，似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但相对于仅仅万言的《野草》，也许算是比较集中的吧。

佛经作为《野草》的影响源还表现在，在语词或句式方面，除了佛经，我们在《野草》中很难再找到来自其它典籍文化的集中影响。

鲁迅嗜爱《庄子》言辞，庄子语汇，在他的文章中不难找到，然而《野草》中殊难见；当然，《野草·复仇（其二）》以耶稣受难为题材，算是涉及《圣经》，但仅此一篇；除此之外，亦殊难找到来自儒家、墨家等典籍文化的集中影响。

比较而言，佛教用语对《野草》的影响，是集中和明显的。

用语习惯，与内在影响直接相关，郭沫若曾由鲁迅文章中《庄子》语言的使用量来观照庄子对鲁迅的影响，颇能说明问题⑩。

鲁迅日本时期长篇论文中大量《庄子》用语的存在，与他长期嗜好《庄子》文辞密切相关，若深入诸文的内在脉络，当更能发现，在《庄子》用语背后，是庄子思想的深刻影响，“立人”方案对“人”之“精神”的置重，及其对“主观之精神”的阐释，与庄子思想实血脉相通，此处不赘。

当下的问题是，佛经对《野草》的语词和句式的影响，是否也连带着进入到《野草》的内容呢？三“人生苦”、“厌离心”与“四圣谛”苦、集、灭、道“四圣谛”，作为释迦所亲证的四种人生真理，为佛法的最基本教义之一。

“集”为“苦”的根木，此二谛为流转于世间的因果，知苦而断集，断集以离苦，为声闻乘厌离世间的观行。

“灭”为“道”的收获，此二谛为超出世间的因果，求证灭而修道，由修道以证灭，是为声闻乘修证涅槃的行果。

人生有生老病死，还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等，都是苦的果报。

佛教四圣谛以“苦”为第一谛，可见佛教是以个人的感受性为出发点的，首先具有切近人生和个人的性质，较易引起共鸣，这正是佛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与众不同的特点。

人生无不在“苦”中，世人有身在苦中不知苦，则与佛教无缘，但有感受了“苦”而不想脱离，或想脱离苦而不知苦之因，则终不能真正得声闻乘解脱之道。

佛教以“厌离”之心为修行之本。

深感人生苦，难以承受，遂欲解脱之而后快，这样，大概就与佛教不远了吧。

“苦”感和“厌离”之心，诚然是进入佛教的前提和基础。

进入《野草》之前的鲁迅，恰纠缠于此一情境中。

鲁迅曾评说托尔斯泰和克鲁巴特金等人的肖像，谓诸人脸上皆现“苦斗”的痕迹，(11) 其实，看他自己的照片，亦不难发现那“苦斗”的刻痕。

其人一生确与悲苦有缘，幼年家道中落，过早领略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也许幼年的挫折注定了他悲苦的命运，苦难愈加敏锐了他感受苦难的神经，挫折感，几乎伴随了他的前半生。

日本求学时期，正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鲁迅，接连遇到几次挫折，文学救国的第一个计划——《新生》杂志流产，作为补充的《域外小说集》只卖出二十本，深思遐嘱的系列长篇论文也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如“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绝望。

这一绝望没有马上恢复，中经辛亥革命的挫折，竟延续了近十年。

北京S会馆时期，其绝望似乎达到顶点，他寡居于寂寞的会馆，日日以“抄古书、校古碑”打发光阴。

“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12) 此语幽寒如冰。

鲁迅于此时猛读佛经，除了许寿裳提到过的“当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和文学趣味外，一定与此时期的心理状况相关，即也是带着释疑解惑的动机进入佛典的，他对释迦牟尼的“真是大哲”的感叹，是从“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入手的，对于释氏的启悟，感叹再三，分明是发自内心。

可以说，正是难以承受的人生之苦，使鲁迅走近了佛教。

如果十年隐默是鲁迅的第一次绝望，那么，以1923年为标志，他又陷入第二次绝望。

钱玄同的“激将法”，使他暂时摆脱了“铁屋子”理论的纠缠，得以重新出山，但这不过是一次勉为其难的出行，因为这是以逻辑上难以否定的希望的“可有”作为维系的。

事实上，S会馆后的战斗业绩固然可观，但绝望的阴影，一直隐藏在其出击身姿的背后。

“五四”的退潮和《新青年》的解体，使他又一次经历了“同一战阵的同伙还会各自走散”。

(13) 人不能经历两次失望，噩梦成真，最后的根基也丧失了。

1922年12月的一个深夜，鲁迅把前期的小说结成了《呐喊》，并写下一篇《自序》，通过对日本时期绝望经历的回顾，表达了深深的寂寞和虚无感。

此文表明，鲁迅陷入了第二次绝望，1923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又一次选择了沉默。

在《呐喊》和《彷徨》之间的这一次沉默，虽然短暂，却显得别有意味。

第二次沉默，正是第二次绝望的标志。

祸不单行，1923年7月，一直亲密无间的周氏兄弟突然失和，而且这失和起因于难以启齿的可怕误解。

周作人，作为一直跟随他的二弟和思想上最能沟通的战友，未尝不是鲁迅莫大的寄托，周作人的离去，几乎抽掉了他最后的意义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