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的不平等与贫困问题

反思中国的不平等与贫困问题

大卫·皮亚肖德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6-1-11

《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国内外的不同观点》（Social Policy Reform in China ：Viewsfrom Home and Abroad，edited by Catherine Jones Finer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3）一书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政策的研讨会的论文集。我们从中选取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大卫·皮亚肖德所写的《反思中国的不平等与贫困》一文，该文作为对中国学者提出的相关论点的回应，对中国社会政策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认为中国在经济政策上过于关注效率，而将公平问题完全交付给社会福利政策的做法需要改正。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与英国有许多共同点。至少在某种不完全的意义上，两国政府在其目标上都是提倡社会主义的。在过去的20年里，两个国家一直都在进行实质性的经济自由化。两国都长期而持续地关注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与

英国形成了巨大反差。英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人。中国仍然还是农村和农业经济占主导，而英国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其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比制造业和农业要多，而后者在提供就业和产量方面只占了小部分。

随着1997年新的工党政府的上台，对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心一直在不断恢复和加强。无情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所主张的，这一分裂的时期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以及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机会。最特别的是，布莱尔首相确立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儿童贫困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也在制定过程中。人们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都获得了提高，就业的好处的提高已经促进人们从依赖社会福利转变为为薪水而工作。那些造成长期贫困的问题，如少女怀孕和低水平的教育，也一直在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不断加强的关注有着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特点。第一，很清楚，贫困是相对地根据其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某一比例而被界定的，最常用的界定标准就是平均收入的一半或者中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第二，对长期贫困的发生机制的关注日益增加。持续的贫困比起短期内的低收入应得到更严重的关注。第三，人们不断认识到了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贫困是与低水平的教育、不良的健康状况、无工作、糟糕的物质环境以及其他许多

社会不利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低水平的教育、不良的健康状况、无工作也会导致贫困。因此，改善发展环境并不是一件只需一种政策手段的简单事情，它需要覆盖很多领域的改变。第四，人们认可有必要增加社会性投入，并认为这应该优先于减少税收。这与撤切尔夫人执政的时期形成了对比，当时公共福利事业的规模被视为一个主要问题。第五，出现了一种从强调削减贫困到努力预防贫困的转变。解决儿童贫困问题既是削减贫困，又是预防贫困，因为儿童时的贫困经历极有可能会导致其稍后在成年时期的贫困。

当然，尽管政策提议数目很大，但关于这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仍有相当多的疑惑。贫困在多大程度上优先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其目标是要提高收入的平等还是要提高机会的平等？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致的答案。

英国的政策制订者和政策分析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本质上（如果在规模上不同的话）是与在中国产生的问题相似的。

文章的下面部分将围绕关信平在其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文章《适合于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政策》*中所提出的论证、讨论与政策议题而进行。

反贫困的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反贫困的计划旨在提高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去直接地帮助单个的贫困家庭；旨在加强经济生产能力，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救济。这种从重视削减贫困到重视预防贫困的转变是很值得称赞的，也是许多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改革所具有的特点。从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般性转变就是这种变化的迹象之一。同样的迹象就是人们认识到社会地位，尤其是那些最贫困的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经济状况。与由不断增加的就业和工资所导致的额外收入相比，可用于社会救济的钱在数量上是很少的。

中国目前10年（2001—2010年）的反贫困行动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最贫困的省和县；第二，主要帮助集体和家庭提高生产；第三，更加重视社会工程。

这样一个计划比起更一般的贫困救济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是英国的经验也表明，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确定合适的“援助目标”方面可能会出现困难，而准确地确定援助目标所必需的材料收集与分析肯定需要付出成本。其次，援助目标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刺激：如果省份、集体或者家庭为自己做得更多，它就会失去国家的支持。最后，在选择社会工程时，下面这一点是很

重要的，就是要确定那些能够支持下去而又将有助于发展、而不只是满足当前需要的（尽管它们可能是紧迫的）工程。由于资源有限，那些疾病缠身或贫困的人的需要是急迫而诚恳的，但这些需要必须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促进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下权衡，尽管后者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紧迫并且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利益。

经济改革

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现在也关注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经济效率获得了优先权。从经济改革的一开始，就像关信平所说的：“经济效率应该优先于公平现在成为了官方决策的原则。”最近50年来，大多数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著述一直在强调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它们论证说，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冲突的，所以政府必须在综合考虑政治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基础上来决定要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到什么样的平衡。但是，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现在受到了质疑。

现在人们并不怀疑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对于在经济发展中保持某些恰当的激励作用是必需的，同样，人们也并不怀疑某些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它们是对更困难的工作或者更长的工作时间的补偿。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不平等可能会危害到效率，而减少不平等则可能会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个能保证为所有人提供基础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