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新课标教科书 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介绍

人教版高中新课标教科书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介绍

教育部2003年安排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选修课程“（一）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演进过程。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改革就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因此，学习和掌握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史实，有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关于学习这一模块的目的是“通过学习，了解改革的历史背景和进程，改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理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学习改革家坚强不屈的意志，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进一步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我们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安排了中外历史上9个影响较大的改革实例。其中，中国4个，即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外国5个，即古代希腊的梭伦改革、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俄国的农奴制改革、非洲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内容基本反映了历史上改革的大致面貌。

本书采用单元和课的结构，每项改革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有3课或4课，单元或课前有引言，课后有“探究学习总结”，帮助学生巩固学习成果，进行探究性学习。同时，本书结合课文内容和教学实际，安排了3个活动课。共计29课时＋3课时。

教学建议：

1.紧扣主题。

2.重新组织（根据不同的情况）。

3.合理安排课时。

4.做到难易有别（梭伦改革、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如梭伦改革，即使在高等院校的世界通史课程中，也讲得相对粗略。但根据课时安排，最少也要设计3课时的内容。目前的课本内容比较细。这一专题是必修一雅典民主政治的前奏或铺垫，在理论上不易把握。概念也比较多，如部落、城邦、贵族与平民、古代农业与工商业、债务奴隶制、财产等级制度、僭主政治，可以结合必修一内容，进行回顾，加以铺垫。

又如阿里改革，在初中历史课程中，没有任何知识基础。需要将近代时期非洲、埃及的历史加以适当的铺垫，要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马木路克的统治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改革的内容：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政治、文化、军事等。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次改革最终归于失败？原因在于本国封建势力的顽强，西方列强的干涉。有许多西方式的改革，却不能成功？与中国近代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命运进行对比――西方列强是不是会真正支持？

其他内容教师已经比较熟悉。在初中和现行高中教科书中也属于比较传统的内容，学生也易于理解。但是，由于它们处于模块中一个子专题的地位。其功用也有所变化。如在探究活动课中，对商鞅变法、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改革的阻力为什么如此之大？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中他的执著、多次辞职的举措，表明其精神可嘉。

阅读本书正文之前，我们可以建议先看看本书“编者的话”的这一段文字：“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采取适宜的方法进行改革。”其中的要点就是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改革和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改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如具有艰巨性和多样性。

我们还可以以其他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上的改革。

如对改革领导者的分析。

如对改革不同性质的分析。

如对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分析，它们为什么成功或失败了……等等。

例如，梭伦改革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商鞅变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愿望；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封建化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面对危机的改革；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危机实行的改革；欧洲的宗教改革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面，总的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是农奴主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而阿里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此外，从改革背景的角度来分析“主动型”的改革与“危机推动型”的改革也是一个思路。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其中提出的论点之一是中国的改革都是“危机推动型”的改革，即只有在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着手改革。这就是所谓“逼出来的”改革。

“逼出来的”改革与“危机推动型”的改革，说的是同样意思。为什么要让“危机推动”、要被别人逼才干呢？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丙乙之际著议第七》中的空谷之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疏若自改革。”是的，与其被别人逼着改革，不如自己积极应变，主动出手，自主自由地进行改革。龚先生之所以呼吁、倡导“自改革”，我想是因为他认识到，那些“危机推动型”的改革，“被逼出来的”改革往往带有亡羊补牢性质的，往往代价甚巨，成本极高。而“自改革”因为是主动应变的、积极出手的，故往往是未雨绸缪性质的，也是投入小、收益大的。还有，因为“自改革”是在相对宽松和有回旋余地的环境下进行改革的，因而引起的社会震动也相对较小。

其实，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是被动型与主动型的混合体。换言之，是先有先知先觉者主动的改革提议、举措，后有后知跟从者的被动的行动、进程。比如商鞅变法，商鞅是主动的倡导者、推动者，多数的臣民是被动的适应者、参与者。再如清末的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和戊戌六君子是主动的带领者。庚子事变后，慈禧后党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压力下推行的所谓“新政”，则是被动的。当然，这也只是相对的说法。因为光绪等推行的改革，也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压力下进行的。

归根到底，改革是人的行为。看来，改革也有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国情大势，有的人有忧患意识，而且头脑清醒，急不可待地谋求改革；而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或浑浑噩噩，不思进取，以致误人误己。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有人居于庙堂之上，有人处于江湖之中，对改革大业，人们应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领导者应当多一些主动的“自改革”，普通人则应该积极地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最后，改革也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意味着牺牲。问题在于是由谁作出牺牲？是由少数人还是由多数人作出牺牲？牺牲谁的利益，保护谁的利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而改革考虑的范围和实施的程度，又决定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也没有人人都满意的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我们支持改革，但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而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做法则要坚决反对。

在我国这样的大国进行的改革，只能是一个由易而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希望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把一切关系调整好、处理好是不可能的。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对改革的进程是急不得也不能急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凡事也有另外一面，如果借口某项改革难就不进行改革，也是错误的。因为改革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的活力，借口难而维持现状，不进行改革，同样是不可取的。

改革还有一个如何学习的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大国进行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人认为全盘西化可以改造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改革的药方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找，不能指望依靠某一国家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上这些，也许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上的改革的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