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

《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孙喆2013-05-15 11:16:44 来源：《中州学刊》2012年4期内容提要：边疆问题是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救亡”和“经世”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4年以顾颉刚为首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一部专业性学术期刊。

其内容涉及多个知识领域，但毫无疑问，对边疆问题的关注给刊物本身增添了浓重亮丽的一笔，也集中体现了《禹贡》半月刊背后的学人们在社会巨变之下，是如何“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

关键词：《禹贡》半月刊边疆研究/学术现实需要作者简介：孙喆，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1936年，顾颉刚提出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的口号，认为：“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获必远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

”①后来的学术界依顾颉刚的提法，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定义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时期。

因此，今天的学界在回顾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史时，都不能不提及顾颉刚及以其为首的禹贡学会所作的工作。

创刊于1934年的《禹贡》半月刊作为顾颉刚等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针对该刊进行研究的成果，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其边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禹贡》半月刊及其边疆研究的认识。

但从总体上讲，这些研究成果以记叙性、纪念性或评介性文章居多，予以具体和深入分析者少。

本文拟就其趋重边疆研究的时间、关注焦点和研究途径及其在“第二次高潮”中的地位做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从沿革地理到边疆研究《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16日第7卷第10期后停刊，共出版7卷82期，载文741篇。

②其内容涵盖丰富，并非单纯研究边疆问题，而是涉及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等多个领域。

同时，如果加入时间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半月刊的研究范围其实还有一个动态的延伸和拓展过程，体现出阶段化的特征。

当然，这些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只不过在某个阶段，某个主题更为突出而已。

对于边疆问题，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

③学界也普遍承认《禹贡》半月刊的创立与当时强敌入侵、民族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及顾颉刚等人学术报国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本文认为，至少从刊物初期的实际内容来看，离经世致用的主旨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倒是与顾颉刚等一直热衷的“古史辨”一脉相传，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理路相去不远。

④顾颉刚本人也说过：“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

”⑤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半月刊文章多与古代地理考辨有关，涉及边疆的并不多。

不过，顾颉刚在《发刊词》中，还是间接指出边疆研究的必要性及治学路径。

“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的了。

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⑥在他看来，通过搜集资料和实地查勘来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可以厘清中国的民族成分究竟怎样，中国的国土范围到底有多大，从而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部分地区掀起“自治运动”的风潮，日本乘机介入。

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

是年8月，顾颉刚等人赴百灵庙考察，并与德王面谈多次。

此番亲身经历，使顾颉刚倍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因此“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

⑦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禹贡》半月刊第2卷(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2月16日)的边疆史地文章并无明显增多。

又过了一年，即1935年3月1日，《禹贡学会简章》对学会宗旨进行了修改，扩大至“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⑧，但所载相关内容的比例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不过，顾颉刚在1935年9月写给杨寔的回信中，已经表达了对作者群中边疆研究人才的自信。

他说：“本刊作者研究边疆及邻国者不少，满洲、朝鲜则有冯家昇先生，日本则有王辑五、周一良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寔)先生与侯仁之先生，如此努力作去，将来在我国学术界中必有空前之成绩，可豫言也。

”⑨《禹贡》半月刊在研究内容上真正向边疆倾斜，是在禹贡学会正式成立之后。

⑩1936年1月，《禹贡》半月刊印发《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该计划书“原为募捐用的。

因为文中直斥日寇，而当时敌人在平津已横行无忌，此不便公开，故只印小册，在同志间散发”(11)。

文中述及，研究边疆是本会工作之“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在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后，详细提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之计划以及会员之可任边疆工作者等具体工作内容，并据此向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请款。

当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7月，款项下达，学会遂设置各项人员以开展工作。

(12)二、边疆研究的内容和途径《禹贡》半月刊共发表边疆研究文章百余篇，以对内蒙、东北、西北边疆的研究为重点，涉及边疆历史和地理沿革、交通、经济开发、建设等，所占比重仅次于沿革地理。

(13)根据对《禹贡》半月刊载文情况的整体考察，其内容向边疆研究拓展，应以第5卷第8、9合期《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1936年7月1日出版)，并以第6卷(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最为显著。

若按时间先后排比，则半月刊关注的边疆地区，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

这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

在专题研究方面，禹贡“同人尝约为某一问题之研究，集合而成专号，冀收切磋之效”(14)，先后出版《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开始编辑印行“边疆丛书”。

在半月刊上针对边疆问题撰写文章的作者中，冯家昇是着力甚多的一位。

同时，他从1936年2月起，即半月刊的第5卷第1期起，开始接替谭其骧，与顾颉刚共同担任主编。

他的研究方向偏于边疆民族史，并在北大讲授“边疆民族史”一课。

顾颉刚曾称赞其：“将来《亚洲民族史》必有成于君手之一日。

”(15)《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得以实质性地向边疆、民族方向倾斜，冯家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禹贡》半月刊也刊载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提到：“凡此诸国学者对于我国之孳孳研究，固亦有出发于其求知之欲望，学术之探讨，然亦不免别有作用者。

作用伊何？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之方术是也。

”(16)所以，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动态，对提高国人的边疆危机意识是很有必要的。

《禹贡》半月刊编译的外国学者文章，主要有斯文赫定的《黑城探险记》、《新疆公路视察记》、《西藏》，内藤虎次郎的《都尔鼻考》，拉铁摩尔的《蒙古的盟部与旗》、羽田亨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崛谦德的《于阗国考》、荣赫鹏的《英人探险西藏埃非尔土峰记》等，其中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日本学者著作居多，内容多以边疆民族研究的实际成果为主。

禹贡学会中译介外文文献及著作上着力较多者为周一良、冯家昇、侯仁之、白寿彝等。

对于登载国外译文，齐思和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禹功》“似宜从欧美学术杂志之例，于翻译稿件一概割爱……《禹贡》既为专门学术杂志，似宜专载独立研究，直接探讨之结果……国外学者佳作甚多，其用普通文字如英、法、德、意、日等文写成者，学者最好能直接阅读”。

顾颉刚就此专门作答，表明用意。

他说：“第一，吾国学术落后，无庸自讳，欲急起直追，不得不借助于他山之玉。

然外国史地学之书籍杂志，国中能看到者有几处……故为搜集材料及认识前人所已提出之问题计，为增加工作效率及开拓研究者之心胸计，翻译工作实不可省。

第二，本会工作目标为研究中国民族史与疆域沿革史。

疆域沿革之学，为吾国所固有……虽不与邻邦学者接触，亦自可独行其是，完成研究之功；若更能兼综气象、地质、土壤、水利诸学，俾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则更将有超出先辈之成绩矣。

至于民族史，是固先辈所未及而邻邦学者所特别注意者，以其材料之散在异域，研究之已历岁年，故吾辈如不急于接纳其已有之工作，势必到处冥行盲索，事倍而功半。

为欲诱导吾国学者纳于研究之正轨，而不再以揣测武断为能事，此类翻译文字实不可不求其多且广。

第三，本刊以大学本科生及研究院生为基本工作人员……而翻译学术论文可使之心领神会于治学之方法，实为最好之教育。

”(17)因此，有重点地介绍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状况，成为半月刊的特色之一。

开展实地调查，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一大亮点，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亦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的要求，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途径，“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18)，顾颉刚提出：“中国的穷是最普遍的现象，我们要做这样做那样，实在也无从说起。

国立的研究机关固然有，但在穷的现象下，能做的事有多少？反过来看，该做而无力做的事又有多少……我们研究地理，应该对于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都亲眼领略一过。

”(19)1934年8月，顾颉刚曾同郑振铎、雷洁琼、吴文藻、谢冰心等沿平绥路沿线考察。

这些调查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1936年7月对绥远、包头等地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河套之自然环境、地理沿革、水利、农垦、兵屯、移民、开发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所获报告书、调查表及关于河套渠道之绘图甚多，归后，形成《后套水利调查专号》。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众多少数民族分布的最大特点，就是多聚集于边陲。

因而，研究边疆问题就不能离开对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

当时学者“在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中，所遭遇到的不仅是地理考察的问题，尚有民族文化的探源寻根问题，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常将历史地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混为一谈。

这类研究在当时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中，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并未有明确的学门定义，而以笼统的史学加以涵盖，因此在进行实地考察时，这些问题是同时受到照应的”(20)。

顾颉刚早在1935年9月写给胡适的信中就曾提到：“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