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宗教文化

泉州的宗教文化

政治组王少虹

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依山面海，东南与台湾省隔海相望，面积为10865平方千米，人口以汉族为主，民族有回、蒙、畲、藏、苗、彝、壮、朝鲜、满、侗等41个。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早在唐代，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等汇聚泉州，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民间宗教互相辉映。

从秦朝到唐代，大量的汉人多次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佛教、道教就跟随南迁的移民传入泉州。从唐代开始，泉州成为中国的重要港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传入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道教在东汉年间(25～220年)就开始传入福建，泉州最古老的道教史迹是白云观，今名“元妙观”，据清《泉州府志》记载，它始建于281年。位于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始建于宋代，因为主祀关帝，附祀岳王而得名。泉州的东凤山下，有东岳行宫；万岁山下有真武庙；著名的老君岩在清源山下；泉州城内还有龙宫庙、净真观等。可见，泉州的道观散布很广，信奉者应不在少数。泉州地区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延福寺，据记载延福寺始建于288年。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曾在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泉州开元寺始建于686年，在宋、元、明曾扩建、重建。唐代印度高僧释智亮曾来开元寺弘法，住东律院。中国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也被僧人带到了日本、朝鲜。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离开泉州回日本时，带回了福州版的大藏经。五代泉州招庆寺僧人静筠二禅师编的《祖堂集》在朝鲜开雕，并保存在朝鲜海印寺，成为珍本。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泉州灵山有“圣墓”，据明代的何乔远《闽书》介绍，这是唐初来泉传教的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墓地。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建于1009年，根据陈达生同志的考证，泉州现存伊斯兰教寺门楣石刻4个，重修寺碑、建寺碑各1个，说明泉州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七座清真寺。这反映了宋、元之际泉州存在许多穆斯林，现在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的200多方伊斯兰教墓碑石证实了当时泉州穆斯林人数的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汉族通婚，在泉州地区繁衍生息，晋江陈埭丁氏、惠安百奇郭氏就很典型。基督教在唐代贞观九年(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中国称之为“景教”或“秦教”，属于聂斯脱里派。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禁佛灭教，景教也不能幸免，北宋时景教在内地已不复存在。元朝时聂派第二次传入中国，同时另一教派方济各派也传入中国，1294年罗马教皇特派孟德哥维奴到北京做方济各派的总主教，孟德哥维奴派了3名意大利人来泉州做方济各派主教。目前，泉州发现的基督教碑刻属于两种不同的教派，大致都是元代的，元代以前的只发现一块[3]。明万历十年(1582年)，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意大利耶苏会教士艾儒略，在福建活动25年，足迹遍及南平、建鸥、福州、泉州等地。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西班牙天主教士塞拉莫雅都到泉州进行传教活动。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由呼禄法师传入福建，宋、元时期福建成为中国摩尼教的主要活动中心。泉州草庵现保存有世界惟一的摩尼雕像，草庵前还曾出土过“明教会”字的黑釉碗和60多块残片，这些碗片是摩尼教教徒的食具，这些都说明草庵曾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印度教在北宋(960～1127年)通过海路传入泉州，泉州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印度教寺院番佛寺，其石刻虽已散布各处，但仍能感觉到番佛寺原先的宏伟。

泉州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其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后裔，有一小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佛教、道教对泉州的影响很深，除佛教外，其他外来宗教在泉州不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有一些外来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如印度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从明代开始在泉州的影响也逐渐衰退；虽然基督教曾先后四次传入泉州，但直到18、19世纪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才开始显现。总的来说，泉州多种宗教盛行的情形持续了唐、宋、元三个朝代，超过700年，这些外来宗教在泉州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与当地主流宗教融合的现象。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朝成为中

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禅宗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世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拉入人的内心，心就是佛，把渐悟改为顿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制定出适用于中国禅宗的戒律。禅宗的兴盛与一些福建僧人有关，因为他们是创始者或中坚力量，如怀海、灵佑、希运、义存等。

宋代朱熹创立的闽学，将心性论和本体论统一起来，把佛教变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泉州偏于福建一隅，受到儒家的强烈影响，氏族宗法是社会底层构建中最主要的要件，家族寺庙修建体现了血缘和神权的结合，泉州人既在家庙、族庙中供奉祖先牌位，又供奉与本族关系密切的神明。家庙、乡庙也是泉州地区民间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调解民事纠纷，又可以解决经济争端乃至管理教育、慈善工作。这样，泉州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那无关紧要。而且通过家庙、乡庙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扩张，保护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对外扩张，这样，宗教的力量不仅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强调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泉州独特的宗教兼容性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乃至祖先牌位同时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

由于泉州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多，平原面积少，而且泉州平原是海湾海漫滩涂淤积而成，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开垦利用，所以，泉州具有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双重特征。长期生活在海边上的人会产生一种冒险、探险的心态，面临变化莫测的海洋，人们需要随机应变、避险趋安，化险为夷。这种外向型开放心态使泉州人很早就同外域发生关系，敢于向海外开拓，甚至远涉重洋。所以泉州籍的海外侨胞、侨商数量很多，这也是泉州海洋文化商业特征的反映。泉州有重商的习惯，历代泉州人弃儒入商、弃农经商的不在少数，还有的人亦商亦儒，他们“朝为原宪暮陶朱”，“只博黄金不博诗”，早晨读书，傍晚经商。原先是孔子的学生，陶朱是商人的始祖范蠡。这种开放的、变通的心态也影响着泉州人的宗教观，他们对于外来宗教见怪不怪，欢迎而不排斥，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明代泉州人李光缙认为儒家与佛教、儒家与伊斯兰教有相近的地方，如果从佛教、伊斯兰教中学习好的、有用的东西，那么都会有所得。反之，则得不到提高。

正是这种宽容、包容的心态使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僧侣荟集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泉州曾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在其游记中记载了泉州的盛况，保留至今的艾苏哈卜清真寺、灵山圣墓、草庵摹尼像，以及许多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反映了当时外来宗教在泉州的盛况。外来宗教既然能传入泉州，泉州的宗教也能传播出去。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随着移民的步伐传播到东南亚各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神妈祖，妈祖本是福建湄洲岛上的一民女，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她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另外，泉州通淮关岳庙的香火也远播东南亚，仅菲律宾就有几十座。清水祖师、郭圣王的庙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海洋成了宗教传播的路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条宗教传播之路。

当然，儒家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也曾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和观点。这种宗教融合的趋势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纷乱复杂的国际局势也是有启发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所谓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宗教间的对话是各种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消除彼此的误解，加强合作，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