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 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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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1、男权社会道德伦理说教

2、利他主义完全没有自我

3、十全十美，始终如一

语尽意也尽财尽情亦尽

《西厢记》1、

2、不愿丈夫外出做官（共同）他明确认为衡量古今文学作品的尺度是“童心”的尺度，是人的真性情的尺度，而不是什么“事君，事父”的道德伦理的尺度，也不是什么“古选”“先秦”的尺度。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的尺度、特定时代的尺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因而根本不足以作为贯通古今的衡量文学作品之价值的尺度。而唯一能够作为贯通古今的衡量文学作品之价值的尺度的，只有发自人类的至性至情的童心，因为只有发自童心的作品，才能拨动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弦，才能激发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灵震颤，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激发最广大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

李贽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直接从“童心说”中阐扬和发挥出来的。从“童心说”出发，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称颂抒发真性情的六朝诗，《西厢记》等为“天下之至文，也是从“童心说”出发，他提出了“自然之谓美”的命题，深刻提示了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阐发了与“假道学”相对立的自由抒发真情的创作论，强调要因乎人性之自然来表达，抒发真实的情感，而不要有丝毫的矫强和伪饰。他反对以文章为“末技”的传统观点，质问“文与道岂二事乎”“孰谓传奇不可以兴、观、群、怨。”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风格是随时代变化的，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只要“童心”未失，就自然会有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的作品。他对真性情与

创作的关系作了极生动的表述。他认为“画工虽巧，已落二义”，推崇无工之工的自然之“化工”。他提出了“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为文章垂不朽者”的深刻命题，强调文学家也应具有独立特行的豪杰精神，只有胸中绝无俗气，才能下笔不作寻常语，并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和“怒骂成诗”说。

“自然之谓美“

——论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

美的本质是什么？西方美学家康德说，美的本质是社会话的情感共鸣。但这一论述还不是真正的探本究原之论。以不断追问为什么的哲学精神来看，我们还要问，究竟是什么能够激发社会化的情感共鸣？对于这点，李贽早在400年前就给我们做了明白情书的回答，所谓“自然之谓美”，所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些本质上相通的命题，就已明确地告诉我们，美是“童心”——人类的至情至性的自然抒发，正因为如此，“美”——一切发自童心，出于天然的艺术作品——才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激发古今中外的人们最大的社会化情感共鸣的永恒魅力。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关于审美之本质的探本穷源之论“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李贽的文艺美学思想，时贤们有很精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但某些见解也有可容商榷之处。例如，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李贽的“童心说”是非理性主义、甚至是反理性主义的，理由是李贽反对以“闻见道理”

隐蔽童心。“闻见道理”是理性，因此李贽的观点就是反理性。这一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三点可以质疑之处：

其一：什么是理性？理性的根本特征在于揭示对象的本质，在文学艺术领域，理性所要揭示的正是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如果说李贽的“童心”说是对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的深刻揭示的话，我们还能说“童心说”是非理性或是反理性的吗？

其二：“理性”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如果我们确认李贽的“童心说”是对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的深刻揭示，因而是理性主义的话，那么，李贽所反对的道学的“闻见道理”就是非理性或是反理性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李贽的“童心说”是非理性主义的，甚至是反理性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坚持的恰恰是对艺术“情感——审美”本质的。道学的所谓“理性主义”是与艺术的本质不相容的；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我们还应服膺道学家的这种所谓“理性主义”吗？

其三，“童心说”的本性特征是以“真”去对抗和反对“假”，要求复真心，做真人。如果说，“真”是反理性主义的，那么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乃至“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氛围难道就成了理性主义吗？因此，说李贽的“童心说”是非理性主义、甚至是反理性主义的观点，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说得好，“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要求艺术以感性直观的形式来展现自身，这正是“理性”所要揭示的艺术的本质属性的体现；而艺术，真是以非理性的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所展现出来的理性。李贽

的“童心说”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理性对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的深刻揭示。所以，与其说李贽的童心说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毋宁说，“童心说”乃是艺术创作领域中的理性重建，是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理性主义。在艺术创作的领域内，尊重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及由此本质所规定的创作规律，是理性主义；反对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把艺术作为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说教的工具，是反理性主义。

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李贽提出了“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深刻命题。他激烈地抨击那些说假话、写假文的褒衣大冠的道学家，他们虽然获得了专制统治者所给予的种种荣誉，但是就是从没说过一句人话。他认为，天下古今从并不缺少发自“童心”的文章，只是其大都“湮灭于假人而不见于后世”罢了。他说“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文章美也。明代学者李贽在《杂说》中有曰：“《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

李贽评《西厢》《琵琶》有“化工”“画工”之别，依据正是剧作者是否抒发了内心的情感，是否空言其道。

“画工”是情意未到的雕琢之作，而“化工”，则是不平则鸣的宇宙自然的造化；真正可以引起读者和观众共鸣的，是《西厢记》一类的“化工”，而非语句华美工整的刻意而为的《琵琶记》一类的“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