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三长

1|、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

所谓才，是指史家应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叙述史事编纂技巧方的能力。

所谓学，是指史家志有的学问，即要掌握广博的史学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掌握充分的史料。

所谓识，是指史学应有的见识，即辨明是非，有正确的见识、观点，还包括疾恶扬善、秉笔直书的品德和胆识。

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

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

内容只应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记“州闾细事，委巷琐言”。

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

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得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

搜集史料，不仅要“徵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

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对于符合这些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和王劭《齐志》）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

在《惑经》篇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

《疑古》批评《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

“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

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2、才、学、识“史才三长论”
“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几在史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之一。

他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旧唐书》卷一0二《刘子玄传》）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学家，不应担负史官的重任。

实际上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

孔、孟、班、范等人论史，都曾提出过“文”（指语言文字）、“事”（指史料史实）、“义”（或曰“意”，指思想观点）的概念，并论及其间的相互关系。

刘知几则以史才、史学、史识对这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考察的内容也更全面、具体、充实。

这在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创见。

所谓史才，包括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

它要求做到“善择”、“辨疑”、“考伪”，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叙事》）。

《史通》中专有《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核才》、《烦省》等篇论史传之文。

所谓史学，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的史料以及历史知识，它强调“采摭zhi群言”，主张把所有历史著述都作为取材的对象。

《史通》中则有《采撰》、《补注》、《杂述》等篇论史学。

所谓史识，包括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

它重视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

《史通》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ze》、《人物》、《暗惑》等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史识。

刘知几认为这是搞好历史必不可少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但三者当中，他又最注意“史识”，认为史才、史学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成为后世公认的名论。

3|、比如写一篇史学论文。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

史学工作者的才、识、学如何表现，它就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得。

先看史识。

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

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

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

再看史学。

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
的知识你掌握不掌握，通过一篇论文也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最后看史才。

所谓史才，就是研究历史的才华，语言表述的才华，通俗说就是写论文的技术，主要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文采，文字是否优美、流畅，这都是史才，一篇论文完全能反映作者的史才。

4、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

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

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

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

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

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

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

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

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

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

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

“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

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

史识，就是识见，义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就是所谓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

不能“以论代史”，而要“论从史出”。

也不能只研究史料，掉进故纸堆里。

而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观点。

即“识见”。

三才中以「史识」为最难，但也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或有学无识，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

总之，一个能兼有“三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

总之，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在充分肯定史学的作用和地位，明确史学的研究方向，促使史家注意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构成一个体系，从而完成了确立封建史学理论的历史使命。

它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

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