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牧生态

放牧载畜量对青藏高寒草甸草地的影响

1引言

草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可更新资源，是地球上历史演变过程中一定时期的自然产物，它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的[1]。全球草地面积约为3.42×109hm2，占陆地面积的40%[2，3]。我国草地面积近4×108hm2，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0.7%[4]，其中78.3%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地不仅是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亦是维持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对草地的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加之长期不合理利用，草地退化愈来愈严重。我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地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覆盖度降低、沙化、盐渍化等中度以上明显退化的草地面积己占退化草地面积的50%。草地三化面积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退化、沙化的面积已占草原总面积的32%[5]

，而天然草地面积也以每年65-70万公顷的速率减少。伴随着草地退化，天然草地牧草产量不断下降，上一世纪90年代与60年代初相比，北方天然草地产草量下降30-50%，载畜能力降至原来的30-50%。天然草地的日益减少，牲畜数量的日益增加，终年用于放牧的天然草地还将进一步退化[6]。草地退化使草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气候旱化，沙暴迭起，鼠虫害肆虐，黑白灾等生态危害日益加剧，己成为制约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草地发生如此退化的原因很多，但不合理的放牧制度是草地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放牧方式，通常破坏草地生态系统，造成草地的退化演替，进而影响草地土壤物质和养分的循环及家畜的生产性能[7]。在天然草原上自由放牧或者在一定地域上进行围栏放牧是我国牧区目前对草原利用的主要方式[8]。因此研究放牧制度对草地植被和土壤的影响，认识放牧影响下草地变化过程和机制，有利于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防止草地退化，保证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9]。

1.前言

草地生态系统中，牧草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物质，同时通过酶的作用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贮存于有机化合物中，是草地两性生产中的第一性初级生产。天然草地是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家畜赖以生存的立地条件。其初级生产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草场牲畜的负载能力，以及草地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它的基本利用方式是放牧饲养，草地生产经营的好坏，一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为利用也给草地生产带来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草地放牧利用不合理，导致草地严重退化，加之鼠虫的破坏作用，草地牧草产量下降，毒害草增多，植被盖度减小，出现许多裸地、凸斑地，草地旱化程度增大，家畜采食量减少，体重下降，给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

放牧季节中每单位面积草地放牧家畜头数（即载畜量），对草地和家畜生产有着决定性意义。60年代初期就有人发现载畜量是影响家畜增重的重要因素。从家畜生产量来说，载畜量远比放牧方式重要、而轮牧则有利于提高草地的载畜能力，使草地与家畜生产都受益。随着载畜量的增大，家畜个体生产性能即行下降[1]。因此，确定合理的载畜量是关系到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发挥草地生产潜能，提高经济效益，保持草地生态平衡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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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适度放牧能够增加牧草产量[5,6]，有利于草地植物多样性增加[7-10]，但过牧等不合理的草地利用能够减少植被覆盖度和物种多样性[9,11]，改变物种和群落组成[12,13]。对高寒矮嵩草草甸植被的影响研究证明，随着放牧强度的提高，禾草、莎草科植物的生物量不断下降，而杂类草的生物量显著增高[14-17]，草群结构趋向于简单化[13]，过度放牧是导致高寒草地

退化的根本原因[14,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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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的可利用率

牧草有效利用率是指可被家畜采食的牧草贮藏量与草地牧草总产量的比值。由于技术、工具、人为或家畜践踏等种种原因,牧草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家畜所利用。目前有关草地载畜量的研究对草地牧草可利用率的评估方法相对于牧草产量和家畜采食量的研究方法而言较为薄弱,牧草的利用率是三者中变异最大的因素,其变化程度将使“载畜量”发生成倍的变化[28] 。可见,牧草利用率是特定草地上引起载畜量变化的关键因素,准确评估草地牧草可利用率是确保

放牧不会超载的又一关键所在。由于不同的草地类型牧草的可利用率随放牧家畜种类、牧

草类型以及草地自身耐牧能力不同而变化,在考虑以上因素的同时,还要保证该利用率使得牧

草得到了充分利用又不至于引起草地的退化,研究较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