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8卷

JOU RNAL O F T S I N GHUA UN I V ER S IT Y

(Ph 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N o.5　2003V o l .18

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

熊澄宇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文章第一次提出传播学十大经典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专业解读。这10部英文原著包括李普曼的《公共舆论》、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霍金斯委员会报告《自由和负责任的传媒》、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委员会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关键词:传播学;　十大经典;　经典解读

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3)05-0023-15

收稿日期:2003-05-12

作者简介:熊澄宇(1954- ),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大多数人对传播学的认识更多地是从身边

的媒体开始的。从传统的电话传真、图书报刊、广播影视,到新兴的互联网络、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变化使传播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一个学科的构成,有史、论和应用三个方面。传播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的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过程、受众、传播效果、传播制度与法规等。政治传播、新闻传播、教育传播、文化传播、科技传播等是传播学中较有影响的分支学科。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传播学自问世以来,在中国一直命途多舛。文革前其被划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排除在国门之外;20世纪80年代末又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绑在一起,打入了冷宫;1997年被列入国家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后,传播学在大学校园里才有了正式的户口。一门推动信息社会成型,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众多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广大民众关注的热点学科,在20世纪末终于被中国社会正式接受,可谓亦悲亦喜。

目前,全国有300余所高等院校设有与传播学

相关的专业,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方法等均已列入课程。在课堂上,李普曼、帕克、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施拉姆等传播学大师及主要观点被屡屡提及。然而,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要进一步研究,希望在国内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大师们的原著却极其困难。为弥补缺失,笔者从国外图书馆大量的传播学英文原著中,选了10种学界推崇的经典著作,不揣冒昧,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解读,推荐给中国读者;为有中级以上英文阅读能力的学生、青年学者和业界人士提供一条接近大师们原作的途径,也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一点推动工作。

这10部英文原著包括舆论学创始人李普曼的《公共舆论》、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唯一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传播效果研究宗师拉扎斯菲尔德的开山之作《人民的选择》、被称为新闻批评史上里程碑的霍金斯委员会报告《自由和负责任的传媒》、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关于说服研究的奠基作《传播与说服》、拉斯韦尔提出传播过程“5W ”观点的经典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阐述信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人有人的用处》、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编撰的第一部教材《大众传播学》、加拿大媒介研究大师麦克卢汉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委

员会发布的历史性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和其他重要的早期传播学人物不同,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李普曼从未执过大学的教鞭。但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者。《公众舆论》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籍德国犹太人的第二代后裔,1889年9月23日生于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投身新闻事业,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热衷于政治新闻的报道并亲身参与活动,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于1974年12月14日逝世。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他的专栏评论被不只250家美国报纸和大约25家国外报纸刊用,同时他还分别为50多家杂志撰稿。他获得了1958年度普利策新闻奖。

李普曼的著作很多,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是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无论从词源学意义上还是从它本身的性质而言,舆论都不过是一些意见。公众舆论自然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意见。总的来说,意见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流通表达的逻辑。首先,意见不是知识,更不是对知识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可能会以某种程度的知识或信息为前提;其次,意见只是意见的主体对意见的客体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客体本相的认知,当然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必定会以某个客体为反应对象。这种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特征和逻辑,既是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常常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任何舆论在展示力量和宣泄激情的同时,也会包含着某些成见、偏见甚至是门户之见,即使是一个汹涌的舆论大潮也难以例外。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 seudo2environm en 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 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李普曼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1]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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